暗处的女儿(23)_埃莱娜·费兰特

二三

　　午餐时，教授让我坐在他旁边，我突然意识到，周围一切都变了，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快感。我从一个默默无闻、拎包的小角色——甚至都没有权利在一天结束时做个简短的科学报告，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变成了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那里的意大利人，无论老少，个个来祝贺我，几个外国人也来了。最后哈迪走进大厅，有人对他耳语了几句，指了指我坐的桌子。他看了我一眼，走到他的桌前，停了下来，转身走回来，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

　　后来教授在我耳边说，哈迪是个严肃的学者，但他工作太忙了，人变老了，有些厌倦。他还说，如果我是个男的，或者长得丑，年纪很大，他会在自己餐桌旁待着，等我向他表达敬意，然后用几句冷冰冰的客套话，把我打发走。我觉得，教授的话很刻薄。当他不怀好意地暗示，哈迪晚上一定会来找我时，我嘀咕了一句：“也许这只是因为我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他没有回答，咕哝着说，是的。我后来高兴地告诉他，哈迪教授邀请我到他的餐桌一起吃饭时，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和哈迪共进晚餐，我表现得很从容又不失风趣，我喝了很多酒。随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回来时已经两点了。他邀请我去他房间，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小，语气诙谐，态度谦逊，我接受了他的请求。我一直认为，性交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很黏稠，是和另一个身体最直接的接触。但在那次经历后，我确信这是想象力的极端产物。性交的快感越大，就越像一场梦：腹部、乳房、嘴巴、肛门、每一寸肌肤在夜间的反应，抚摸，还有按当时的需求，来自一个无法描述的实体的碰撞。我想，天知道我在那次邂逅中有多投入，我感觉我一直爱着那个男人，尽管我才认识他，但当时只想要他。

　　回到家后，詹尼责备了我。因为玛尔塔生病了，我四天内只打过两次电话。我说，我很忙。我还说，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我开始较劲儿似的，每天坚持在大学待十个小时。回到佛罗伦萨后，教授突然变得很有责任心，他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并发表了一篇新文章。他与哈迪积极合作，为了让我去后者所在的大学做一段时间访问学者。我非常活跃，进入了一段难熬、兴奋的阶段。我很努力，但感到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没有哈迪我就活不下去，我给他写信，打电话。如果詹尼在家，特别是在周末，我就会打公用电话，把比安卡和玛尔塔带在身边，以免引起他的怀疑。比安卡听着电话，虽然说的是英语，但她什么都懂，我也知道，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一声不吭、很困惑。我从没有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

　　尽管如此，我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享受着这些通话，小声说着深情的话，回应着色情的暗示，自己也说着荤话。两个孩子拉着我的裙子，说她们饿了，想要冰淇淋，或者想要气球，因为有个卖气球的人经过，距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我都小心翼翼，控制自己不要对她们大喊“够了，我要走了，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就像我母亲在绝望时那样。尽管她对我们大喊大叫，但她从未离开过，而我呢，几乎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就抛弃了两个女儿。原文为英文：the chill of the crooked wing, W.H.奥登诗作The Crisis（1939）中的一行。

　　我开着车，但心思并不在方向盘上，甚至没有注意路况。车窗外吹进来一阵阵热风。我把车停在公寓前，比安卡和玛尔塔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她们很担忧，都小小的，那是她们十八年前的样子。我浑身发热，一进门就冲进浴室，用冷水洗澡。我让冷水在我身上淋了很久，盯着从腿上、脚上流下的黑色沙子，流到了白色的瓷砖上。热潮很快就过去了，我身上感受到“落下的翅膀带来的寒意” 。我擦干身体，穿上衣服。我曾把奥登的这句诗教给两个女儿，这是我们之间的悄悄话，用来表达我们不喜欢一个地方，心情不好，或者只是说天气很冷很糟糕。可怜的女儿，即使是家庭絮语，从小也被迫引经据典。我拿起包，把它拎到阳光照射的露台上，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娃娃掉了出来，侧躺在那里，我对着她说了几句话，像对待猫狗一样，但我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就马上停了下来。我决定打理一下娜尼，让她给我作伴，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找来了酒精，想擦掉她脸上和身上的圆珠笔印。我仔细擦了擦，但总是擦不干净。娜尼，来吧，漂亮的娃娃，让我给你穿上内裤、袜子、鞋子，然后穿上裙子，你真优雅。我自然而然在内心这样称呼她，这让我感到惊讶。埃莱娜和尼娜给她取了那么多昵称，为什么我恰恰选择了这个名字，为什么？我看了看笔记本，我把那些名字都记了下来：妮妮、妮勒、妮洛塔、娜尼奇娅、纳努奇娅、妮妮拉、娜尼。我的宝贝儿，你肚子里有水，黑色的脏水。我坐在桌子旁，在阳光下晒干头发，时不时用手指梳理它们，大海是绿色的。

　　我也一样，默默隐藏了许多黑暗的东西。例如，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对布兰达感到很愧疚，是她把我的文章给了哈迪，这是哈迪亲口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也不想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只知道，如果没有布兰达，我的文章就永远不会受到关注，但那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包括詹尼，甚至我的教授，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找过布兰达。两年前我在写给两个孩子的信中，承认了这件事，那是一封她们连读都没有读的信。我写道：我必须让自己相信，我是一个人做到的，我要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感受到我的优点、品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似乎证实了我一直的梦想。我很优秀，不需要像我母亲那样假装优越，我真的是个杰出的女人。我在佛罗伦萨的教授终于肯定了我的能力；声名显赫、高雅的哈迪教授也相信我的能力，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确信。我去了英国，回来一段时间，又去了。我丈夫很震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抗议说，他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孩子。我告诉他，我要离开他。他不明白，以为我只是情绪低落，开始寻找解决办法，给我母亲打电话，冲我大喊，说我要为两个孩子考虑。我告诉他，我不能再和他一起生活了，我必须搞清楚自己是谁，我真正的可能性是什么，以及其他类似的话。但我不能对他大喊大叫，说我现在了解自己，有无数新想法，我在学习，我爱上了其他男人。我会爱上任何说我很棒、很聪明、帮我证明自己的人。他冷静了下来，有一段时间他试图表现得善解人意，但后来他觉得我在骗他，他很生气，开始骂我。有一次他大喊道，你想干吗就干吗，你走吧。

　　他从来没想过，我会真的抛下两个孩子，自己离开。我把孩子留给了他，离开了两个月，从未打过电话。他一直从远方纠缠我，折磨我，后来我回家了，但只是为了把我的书和笔记打包带走。

　　那次回家，我给比安卡和玛尔塔买了几件小裙子，作为礼物送给她们。她们很娇弱，让我帮她们穿上裙子。我丈夫很客气地把我拉到一边，让我再和他尝试一次，他哭了起来，说他爱我。我回答说，我不爱他了，我们争吵起来，我把自己关在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比安卡进来了，表情严肃，身后跟着妹妹，怯生生的。比安卡从水果盘里拿起一颗橙子，打开抽屉，递给我一把刀。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满脑子愤怒，迫不及待想逃离那个家，忘记它，忘记一切。给我们削一条蛇吧，她代表自己和玛尔塔说，玛尔塔微笑着，也在鼓励我。她们穿着新衣服，坐在我面前等待着，稳重、优雅，像两位千金小姐。

　　好吧，我说，我拿起橙子开始削皮。两个孩子都盯着我，我感觉到了她们的目光，她们想让我平静下来。她们越是盯着我，我越强烈感受到她们之外的精彩生活：新的色彩、新的身体、头脑、新的语言——我终于感觉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了。两个孩子满怀期待地盯着我，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和这个家庭空间和解。啊，不要让我看见她们，不要让我看到她们身体的迫切需要，不要让她们的需求比我自己的需求更紧迫、更强烈。我削完橙子就离开了。从那一刻起，从那时候开始，我有三年时间没有见过她们，也没有她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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