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的女儿(22)_埃莱娜·费兰特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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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海游了一圈，回来趴在躺椅上晒太阳，脸埋在双臂间。那个姿势，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年轻的救生员回来了，他低着头大步走下沙丘，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书来读，但读不进去，又抬头长时间盯着大海。我感觉昨晚的不开心，现在变成了敌意。他看起来那么彬彬有礼，陪了我好长时间，表现得很细心、敏感。他说，他害怕尼娜的亲戚和丈夫，怕他们有过激反应，这让我很担忧，但他还是难以控制自己，让自己和尼娜置于危险之中。这个男孩在她最脆弱、被女儿折磨得筋疲力尽时，诱惑了她。我今天发现了他们，我觉得任何人都可能像我一样发现他们，我对他俩很失望。

　　我忽然发现他们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很不安。我百感交集，看见的和联想到的情景混合在一起，我开始浑身发热，冒冷汗。他们的吻依然灼热，温暖着我的胃，我嘴里有一股温热的唾液的味道。这不是成年人的感觉，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很久之前的幻想、臆想的形象慢慢浮现，就像我小时候曾幻想，母亲偷偷离开家，不分昼夜和她的情人幽会时，我身体体验到的快乐。我感觉，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于我腹部的沉积物正在苏醒。

　　我很烦躁，从躺椅上下来，匆忙地收拾好东西。我想我错了，比安卡和玛尔塔离开了，这对我并没有好处。虽然表面上我轻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打电话给她们了，我必须听到她们的声音。我放开手，感觉到轻松，这其实不好，对自己和别人都很残忍。我必须想办法告诉尼娜这一点：夏天的一段恋曲有什么意义呢？你不是十六岁的孩子了，女儿还在生病。

　　我想起刚开始尼娜和埃莱娜，还有娃娃在一起的场景，在遮阳伞下，在阳光下或在海边，她是那么迷人。她们经常轮流用冰淇淋挖勺舀起湿沙子，假装喂娜尼。她们在一起玩儿得多开心啊。埃莱娜会在那里玩好几个小时，无论是自己玩，还是和妈妈一起，都能感觉她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在尼娜的跟前，埃莱娜与娃娃之间的身体联系，会比她长大和变老过程中，与其他人的联系都更紧密。我离开了海滩，看都没看吉诺和罗莎莉娅的方向。

　　我沿着空荡荡的公路开车回家，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各种图像和声音。回到两个孩子身边时——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的日子又变得沉重起来。我也有零星的性爱，因为不再抱有期待，所以很平静。我遇到的那些男人，即使在接吻前，也会以礼貌的态度，坚定地向我表明：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他们习惯了单身，不会考虑确定关系；又或者他们不会承担起我和两个女儿的生活。我从来都没有抱怨，只是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我后来决定，激情狂乱的季节结束了，我觉得够了。

　　然而那天早上，我把布兰达和她情人睡过的床掀开，我打开窗户，让他们的气味散开。我似乎发现，我身体里有一种对欢愉的渴望，这与我十六岁时最初的几次性体验无关，与后来和丈夫不舒服、不满意的性生活无关，与孩子出生前，特别是她们出生后的夫妻生活无关。在与布兰达和她的情人相遇后，我产生了新的期望。我第一次感觉，我需要别的尝试，就像有人在我胸口推了一把，但我觉得难以启齿。在我看来，在那时的情况下，我不该有这些想法，这不是一个有理智、有文化的女人应该追求的东西。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那对恋人的痕迹彻底消失了。但我难以平静，反而滋生了一些凌乱的幻想。我和丈夫在一起时，什么都没有说，我从没有尝试打破我们在性爱方面的习惯，甚至多年来打造的那些暗语。但当我做研究、买菜、排队付账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让我既兴奋又尴尬。我为此感到羞愧，尤其是当我照顾两个孩子时，这种欲望又冒了出来。我和她们一起唱歌，睡觉前给她们读童话，喂玛尔塔吃饭，给她们洗澡、穿衣服，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不知道怎么平静下来。

　　一天早上，我的教授从大学打来电话，说他受邀参加一场关于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国际会议。他建议我也去参加，因为会议主题和我的课题有关，他觉得这对我的研究会很有帮助。我的什么研究？我什么都没做，他也没为我做过什么，来铺平我的道路。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我没有钱，没有得体的衣服穿，我丈夫正处在一个糟糕的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经过焦虑、沮丧的几天考虑，我决定不去了，但教授似乎很不高兴，他说我要掉队了。我很生气，有一阵子没联系他。当他再次打来电话时，他告诉我，他找到方法了，让我可以报销路费和住所。

　　我不能再退缩了。我安排好了一切，确保我不在的这四天，家里分分秒秒都没有问题：冰箱里有现成的食物；几个女性朋友乐于帮忙，她们愿意为一个有点疯狂的研究对象——福斯特做出牺牲；如果孩子父亲临时有会议，一个家境困难的学生会照看两个女儿。我离开了，除了玛尔塔有点感冒，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那架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坐满了知名学者，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在争取工作机会方面，通常都比我更积极、更主动。邀请我的教授独自坐着，心事重重，他脾气有些暴躁，有两个成年的孩子、一个优雅和善的妻子。他教学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但每当不得不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他都会紧张不安。飞行途中，他一直在修改要在研讨会上作的报告，一到酒店他就要求我读一读，看它是否有说服力。我读了，让他放心，我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这就是我去那里的功能。他匆匆离开了，第一天上午我都没见到他，下午晚些时候，轮到他发言时，他才露面。他很得体地用英语朗读了文章，但有人提出了批评，他有些难过，很生硬地回答了问题，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出来吃晚饭。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普通学者坐在桌前，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说话。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教授，因为当天有一个备受大家期待的报告，是哈迪教授的发言，他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受人尊敬的学者。我的教授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甚至没和我打招呼。我在大厅角落找了个地方，很勤奋地打开笔记本。哈迪出现了，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和蔼可亲的脸，还有一双引人注目的蓝眼睛，他声音低沉，很有感染力。过了一会儿，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竟然在想自己是否愿意被他触摸、爱抚、亲吻。他讲了十分钟，我突然听到他念出了我的名字，然后是我的姓氏。这太不真实了，仿佛他的声音来自我的性幻想，而不是麦克风。

　　我简直不敢相信，脸色变得通红。他接着讲了下去，他擅长演讲，稿子只是个大纲，现在正在即兴发挥，他重复了我的姓名一遍、两遍、三遍。我看到我的大学同事正在用目光在大厅里四处寻找我，我浑身发抖，手在出汗。我看向教授，他也一脸惊讶，转过身来。这位英国学者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是我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也是前不久我给布兰达看的那篇。他用赞赏的语气提到了这篇文章，详细讨论了其中一段话，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他一说完，掌声立即响起，我在这时离开了大厅。

　　我跑到自己的房间，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在皮肤下沸腾，我充满了自豪。我给在佛罗伦萨的丈夫打电话，在电话里，我激动得几乎是大喊着告诉了他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太好了，你真棒！我很高兴。然后他说，玛尔塔得了水痘，医生已经确诊了。我挂了电话，玛尔塔得水痘的事像往常一样让我感觉一阵阵焦虑，但不像过去几年那样，这种焦虑会占据我空洞的内心。我心里荡漾着快乐，充满了力量，身体的快感和智慧的愉悦混合在一起。我想，水痘没什么大不了，比安卡也得过，她会好的。我曾经让这些事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这是我可以做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教授给我房间打电话，其实我们之间并不亲密，他是个很冷淡的人。他说话时声音沙哑，总带着些许恼怒，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太在意我。作为雄心勃勃的毕业生，他不得不接受我，但没做出什么承诺，通常会把最无聊的任务交给我。但在这通电话中，他说话很温柔，有些语无伦次地称赞我的能力。他随口说：“现在您必须更加努力，争取尽快完成新论文，再发表一篇文章，这很重要。我会告诉哈迪我们的工作情况，看吧，他会想见您的。”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我是谁啊？他坚持说，他很肯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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