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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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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但是你不认为这是由于这次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造成的吗？ 大卫：不，我不认为它是民族主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它也反美国，反工业化，但不一定反现代主义：他们不是怀旧的，他们不是环境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塞拉俱乐部那一类型的。这一较大的群体不同于派别本身，但都认识派别中的人。派别的成员都来自于同样的家庭和大学。实际上，公务人员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素质。 日本的新左派运动是建立在旧的对抗论的基础上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对国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须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尽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岛现象）已逐渐变得更强大了，下一代学生就是今天这一代，已逐渐滑向右派，与有些右派人士的转向左派有着相同的基础。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或重新军事化。老一代包括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着某种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有很多反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右派，也反议会。因此，在它衰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觉，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拥有更稳定的特点。它的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加入该组织的人数。 这还有另外两种后果。一种是它使左派摆脱恐怖主义。日本红军的三个翻版已经完全被摧毁。即使那些远赴贝鲁特的人，特别是联合红军，他们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在巴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现了很多错误，他们头脑简单地期望发起一场革命。这一被称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体，可以相当残酷，他们与在以色列向机场扫射的人是一样的。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今天，我要说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当年在山区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话，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另一个基本问题将与消费主义和日本美国化的到来有关。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入一种媒体政治（恐怖主义经常被用这些词来解释）？到什么程度会使这种运动与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反传统文化有根本的联系？ 大卫：它并不像美国的反传统文化。我想把它描述为老左派各种特征的混合，有着惊人的真诚和相当程度的个人尊重，还有实际经历的共同生活：为了在某种事业框架下集体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荡，沉湎于批评的欢乐。举例说，几乎谈不上吸毒，几乎从未听说过；也很少饮酒；如果你在这些共处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饭和会议后。 记者：他们是怎样过文化生活的？他们听音乐吗？他们对政治剧感兴趣吗？ 大卫：不，很少。第四国际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受过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你必须记住他们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虽然不是逃犯，但总是感到自己会被骚扰。他们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养，愿意谈论有关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随意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反传统文化抹杀个性的特点面前，不管他们将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很日本化。 记者：但是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举个例子，既然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他们对农民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根本对文化就不感兴趣？ 大卫：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进人士。外围人士感兴趣，如记者，职业艺术家。举个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极好的电影，片长差不多四个小时。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片中都是远景镜头，农民的脸，很有风格，几乎就是一部能乐剧。可以说，人们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虽然可能不吸引美国的观众，因为影片有长时间没有声音的片段，让人困惑，故事进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进分子当中，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偏见；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刊物，很像是工会的刊物——它们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游行、示威、罢工，但是几乎没有文学或文化的甚或历史方面的内容。至于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倾向于很好地生活，报传统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确实对作为语言新形式的文化、农民信仰或其他此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如何，农场主不适合于农民这个范畴。他们实际上是小农商人。 记者：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本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这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当然，日本的女权主义的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些运动中也有个别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强人。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还没有得到很多支持，还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你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各种事业中出现了很多女教师、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动分子。山林佐贺的运动试图唤起妇女的意识，而且，它也确实鼓舞了激进的青年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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