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5)_六十年代

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5)

　　记者：那么，在这次运动中，这些年激进派或外围支持者一直没有什么损失吗？

　　大卫：不，当然有。对一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周期进行推测是很有趣的——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计划1978年3月启用机场的事，当时第四国际从其在政府建筑师办公室的各种追随者和支持着那里得到了一份机场的详细计划（不要忘了，学生长大，进入该负责任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必然地失去对于运动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个责任心强，高度保密的社会，有着一群智慧而忠诚的官僚，也几乎不可能保证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门都已遭到了渗透）。他们掌握了这些计划，就开始筹备举行一次抗议机场计划付诸实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多美皈代发动了5000个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别墅附近的山林佐贺公园。公园看起来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约120个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们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游行队伍被警察包围，警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时的书记是家杂货店的店主，不是一个农场主，但他是一个很好斗的家伙，非常强硬。

　　因此，那时停战协议起着很大作用。大约共有17个组织留在现场。农民组织反机场联盟已经分化，规模变小。友村先生是整个事件团结的真正象征，他死于癌症。秘书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能够补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个农民，他拒绝正式成为主席，因为他说没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来为止。他让来自别的组织的会员来看他——这种相聚几乎是无法见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处，他们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样，他很有魅力，喜欢添枝加叶地谈论一切……这一地区的广泛支持已经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难说；因为这一运动已经作为广岛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东京大的游行中，你会发现乡间的农民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给你举个例子，在采访了几位农民之后，我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央核心党游行，那些农民中有两个正在那里要发表讲话，一个是位妇女，是反机场联盟妇女团的头，另一个是石岛先生，一位很穷的农民，他发现回答问题有些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想回答，而因为他刚从保卫富士的示威中回来，那是母亲们的行动，他喝了过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来自日本其他各个城市的抗议团体代表，这些都是很能以各种方式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记得，这类派别曾出现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游行中，不可思议的虔诚和简单的头脑，常与激进好斗、自我中心和多头指挥联系在一起，但这儿几乎没有这些。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事情的意义，也就是承诺。在艰苦朴素方面，它比老左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防御阵地里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几乎没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妇女，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带来一种难以控制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妇女的，她们却非常坚强。农民的妻子们也很坚强，她们可以说下流的笑话，可以愉悦，可以让人喜爱，特别是他们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但是她们还是同样地为丈夫服务。

　　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混合进很多其他团体。它不可能再使问题明确而具体。人们从没如此富足过。农民，即使是这些农民也有了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分时间做农活，部分时间到工厂做工；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赚到很多钱。所以现在已没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乡村农民的斗争。这些农民喜欢做全职农民，愿意因此而少赚一点钱。有一段时间，运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需要物质的空间——掌握国家，创造一种无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进主义和工业化问题。所有这些运动的背后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业发展只不过等于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复东南亚共荣圈的老计划。他们把以颜的付诸武力、现在改为经济手段推进的日本旧帝国使命的恢复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现实。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抱怨执政党，也批评议会政府，这一切是这么有趣，他们是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围绕各种问题相联合的一个稳定的反对派。机场在各种亚象征中恰巧成为最看得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议的问题，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题，这些问题要么太局部要么太分散，因而不会引起议会或政府的重视。在你处理得益于成功统治的选民问题、多数派联合问题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边缘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议会和民主机制的局限是什么？我本人恰好对工人参与很惊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官僚手段；组织这种参与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后再进行管理却是一场灾难。不过日本这种社会参与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发性和持久性。一旦适当的问题被发现，它就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带来各种各样运动，其实这些本来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种普通的议会选举中的，不足以强大到作为一种利益团体来行动。因此，在利益集团、工人的参与与超议会的反对派之间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更大的意义。

　　记者：我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把新左派同像气象地下组织的人们这样的小集团与全体大众之间的关系鲜问题进行类比——这种事在美国永远不会有……是不免这一运动组织方式有什么不同？

　　大卫；如果你考虑这些年参加山林佐贺运动的人数，那么你就得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着交叉部分的许多特征。举个例子，人们经常问我，我在日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通常是妻子会重新问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应该跟我的儿子、侄儿或其他什么人谈谈”。每个人都参加过或知道某人参加过……其次，你还得与很多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激进组织接触。有一个叫作“京都禅宗”的并不是什么派别，有大量人参加。“京都禅宗”宽容个人的激进立场，它的成员倾向于成为策划者或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在咨询公司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持激进主义，珍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你可以说，有一大批人有激进的体验和同情激进派，这很有些法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被诱惑，但他们保持着激进的精神。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当他们在社会内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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