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94)_彼得·赖特

九四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后，他回到了设在老国防部地下室、被称为055 号房间的审讯室，手里拿着一份打好的文件。它类似于一份供词。他声称他是早年在军情六处供职时被卷进去的，他当时在既没有受训又没有钱的情况下给派出去干外勤的。为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作为交换，他开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齐兰斯基提供关于军情六处工作计划的零碎消息。而齐兰斯基同冯·彼得洛夫有联系。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不久，他就受到了讹诈。他说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钱，所以他同意向齐兰斯基提供更多的情报。

　　埃利斯的供词避开锋芒，小心仔细地掩饰了实质性问题，诸如他送了哪些情报，送到哪里去了等等，因此，在审讯中我们要求他说清楚这些事情。他承认曾送出英国情报机构作战指令计划的详细内容，并泄露过窃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专线电话的情报，尽管他知道这些材料将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国。（德国情报局的情报，一部分是来自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他们在荷德边境中了盖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国抓获。我们一直到战后才能同他们谈话。他们在接受审讯时说，他们非常奇怪德国情报局怎么会对军情六处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我们问埃利斯什么时候中断和白俄流亡者的联系的，他承认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战爆发后。

　　埃利斯是个贪财而狡诈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苍白，大腹便便，但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表示一点歉疚。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可以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选择苏联，但无法理解他在战争期间居然为了几英镑小钱而把自己的同事出卖给德国人。我告诉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间给抓获的，他早就被绞死了。

　　埃利斯显然以为审讯已告结束，但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我说，我们要知道有关他和苏联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一下，然后发起反击。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们引导他回顾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亚之旅，他仓促返回伦敦，以及这些活动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认，甚至在有关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动的谎话被一再戳穿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对他说可以免于起诉，但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尽管这样，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国人有关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写了此案的结案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依我们看，埃利斯肯定为德国人做过间谍工作，包括在大战期间；同时我们还相信，他还在一个长时期中充当俄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直到他被从接近秘密的岗位上调离。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它提交给了狄克·怀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奥德菲尔德是个腼腆的好人，深谙反间谍工作的原理，但却缺乏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力。起初他怀疑埃利斯的供认的真实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给他放了审讯时关键对话的录音他才相信。尽管我们揭露了一个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时觉得好像受到责备的反倒是我。奥德菲尔德鄙视因菲尔波茨搞的审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气氛，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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