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93)_彼得·赖特

九三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

　　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造成了长时间的摩擦。它一开始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的叛逃引起的。当时军情五处着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提供的情报。克里维茨基的情报中有关于一个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冯·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况。克里维茨基宣称：彼得洛夫在战前曾是格鲁乌第四局的一个重要的谍报人员，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在这两个国家活动，并作为双重间谍同时为德国和俄国服务。

　　军情五处对找出谁是那些情报的供应者产生了兴趣。因此，他们研究了冯·彼得洛夫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战争结束时德国情报局官员所作的一些情况汇报。德国情报局官员证实了彼得洛夫作为他们的间谍受着他们的管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样为俄国人工作。有几份报告提到冯·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有个内线，此人得到我们的作战指令及重大行动的细节，如我们对连接希特勒和他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的秘密电话的窃听情况。有一个德国情报局官员甚至记得彼得洛夫的那个内线的名字，他是一个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有一个俄国妻子。

　　查尔斯·“迪基”·埃利斯当时是军情六处的一个高级官员，刚从军情六处远东事务负责人升任为负责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动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军情六处，当时，他以巴黎为基地，负责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间谍。就在这期间，他招募了一个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间谍。

　　战前的白俄流亡者社会是一帮靠不住的保皇党人聚成的乌合之众。当军情五处提出对埃利斯的怀疑时，军情六处否定了他是个间谍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坚持说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为保护他自己而撒谎。无论如何，埃利斯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并打算返回澳大利亚去的。由于对菲尔比的怀疑逐渐增多，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濒于破裂。新任军情五处局长的狄克·怀特，为了不再激化这种紧张关系，同意搁置埃利斯案件。于是这个案子就放在了档案室变霉，直到我接手D 处三科的工作为止。

　　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NFA 。”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尔比受到怀疑后的一年内，埃利斯申请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亚，担任了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处——澳大利亚收集海外情报的机构——的顾问。一个澳大利亚人向他汇报，贝利亚的亲信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选择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运气，即将叛逃。一听到这消息，埃利斯几乎是立刻返回英国并和金·菲尔比接头，尽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特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但从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怀疑。当他觉察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保险箱让人撬开过之后，他立即把他预定叛逃的时间提前。在莫斯科派来的那两个克格勃壮汉带他回国的前两小时，他机警地逃脱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总是设想，他认为那个即将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个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冯·彼得洛夫，而后者知道他叛变的秘密。

　　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