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77)_彼得·赖特

七七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礼帽”这个情报源是一根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什么决定舍弃博萨德呢？首先，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费多拉”和马尔特里案件来损害军情五处，结果使人尤其使军情五处更加怀疑“费多拉”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一九六四年，“大礼帽”告诉军情五处一个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被人使用技术办法进行了窃听。除非俄国人拥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先进的窃听系统，否则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搜查这种正在使用的窃听系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从而使得英国人认为这个消息是编造出来的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大礼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大礼帽”提供的英国绝密级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安插进来的内线（人们要问：俄国人会抛弃这样一个情报源吗？），而且还会再次引起美国人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严重怀疑，在美国引起要求中断向英国传送机密的呼声。如果要选择一个间谍去冒险的话，博萨德便是个理想的人。他实际上同俄国人没有有形的接触，他的莫斯科无线电控制是通过那些无害的歌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通讯总部的详细分析，我们是不能够懂得唱片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俄国情报部门与博萨德之间所进行的通讯活动。因此只能依据非法复制机密文件这一理由对博萨德提出诉讼，而对这种技术犯罪，相对来说，往往只给予较轻的处罚。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业务再一次抓出了俄国人。这次成功有两大主要效果，即不仅使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美国政府内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还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对“大礼帽”的怀疑。

　　但是，对这个基本的问题不能不试问一下：为什么俄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夸大“大礼帽”的真实性？他从一九六二年底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在军情五处、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上层里没有耳目的话，俄国人是不会知道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的。一九六四年底，军情五处对此愈加表示怀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沙利文对“大礼帽”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国间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只有安格尔顿和一两个亲密的同伴对大礼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军情五处少数几个知道“大礼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间谍。霍利斯也知道这些人对“大礼帽”的真实性十分怀疑。

　　在同盟关系上还有其他紧张的问题。美国情报界对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掌权和工党政府抱有深刻的敌意。部分原因是反工党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工党决定放弃北极星式导弹——一个很快被他们撤销了的保证。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访问华盛顿之后，米切尔事件以及军情五处本身在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被严重渗透的担忧笼罩了一切，而秘密情报局显然又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阿瑟·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国的怀疑。他们知道马丁是献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国人”，在美国人眼里，这仿佛是一个公学的小集团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头，约翰逊总统指定由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对英国安全事务进行考察。这个委员会是由退休的情报界头面人物、银行家、工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专就改进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有两个人的任务是负责考察绝密业务——一个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国防部长、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现在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另一个人是杰拉尔德·科因，他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主持该委员会已经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来到伦敦，开始对英美情报关系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军情五处的效率进行了考察。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仔细，英国情报部门没有哪个人知道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在任何国家里，这种考察都会被冠以一个难听的名字——间谍活动。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兰·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伦敦的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系的官员。克拉姆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头脑冷静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伦敦服务多年，对军情五处的薄弱环节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带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和军情六处总部，但只把他们两人作为同事来向别人介绍。当时，所有像克拉姆那种地位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是公开进出一切英国情报集团的，他向我们说这种假话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华盛顿访问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尔顿向我介绍了已经定稿的报告内容，我听了十分吃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处提出一个毁灭性的批评，他们引用了英国反间谍工作规模不大的例子，说有许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官员由于组织不当以及缺乏财力而被浪费了。报告特别对军情五处内部的领导质量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霍利斯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卡明的领导质量。格雷和科因最后作出结论，霍利斯显然不仅已在高级官员当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而且在白厅那些同等地位的人当中也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同美国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汇报考察的发现。

　　“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说，“我们将充实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将直接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我们要接触一切，并且要尽力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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