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76)_彼得·赖特

七六

　　第十八章

　　整个六十年代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军情五处内部有没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老鼠”。负责研究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的历史的“流畅”工作小组与负责调查的D 处三科齐头并进展开工作。霍利斯对“流畅”项目很没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他将退休的时间之前，提不出报告。霍利斯仍然认为，渗透问题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讨论第二个西蒙兹报告的会议之后就结束了。他命令所有参与米切尔案件的不得讨论该案件，甚至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预料当中的愤怒和惊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几次访问。他访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通报了米切尔可能是间谍。在霍利斯访问后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装在苏联大使馆墙里的未被发现的“蚯蚓”话筒突然被一队苏联清查人员挖出来了。他们事先没有进行搜查，但却确切地知道话筒在什么地方，我们听见他们在线路中断之前从墙里拿出了话筒。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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