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使馆(55)_莱斯利·沃勒

五五

　　眨眼间，另一半三明治也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吞进肚里。

　　“唔，我说，现在就咱们俩……”第三个半块又塞进嘴里。“我说，那份客人名单。”他笑了笑。“这话只能说给咱俩听，亲爱的，你真是一个傻瓜。”

　　“伯德·福尔默！”

　　他把她抱上膝盖。“来吧。”他把半块三明治送到她唇边。“把它吃了。”

　　耐德正在电话亭里给妻子打电话。“今天事情多，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回家，你先吃吧。”

　　“我也就是简单弄了点吃的。”她顿了顿，又问：“你大概要吃过饭才回家吧？”

　　“现在说不准。”

　　“你说话口气挺怪。”

　　“我不总是这么说话吗？”

　　“你没事吧？”她不放心地问道。

　　“没事。刚才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情，不过已算不上本周新闻了。再见。”

　　不等对方回话，他就匆匆挂上话筒。他既未对她扯谎，也未向她道出实情。格雷勃·波拉马连科的试探，使他有点心神不安，不过还算容易对付。真正使他感到忧虑的是它为什么发生在此时此刻。他到底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引起生性狡诈的格雷勃的怀疑？也许是他和简之间的私情？可为什么仅凭这点，就认为弗兰契已经承认自己精力开始日渐衰退呢？只有一人有可能这样认为。他就是那个在谢尔夫里基旅馆404号房间安装窃听器的家伙。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耐德每星期亲自检查一遍房间，有时还不止一次，不管什么样的窃听器都能发现。任何人试图利用遥控激光装置透过404号房间窗户窃听也只能是枉费心机，因为他和简的说话声完全湮没在交通噪音和BBC3台的音乐中。

　　情报圈里的人常说，倘若你不具备揣度对手心理的天赋，其他本事再多也是白搭。凡是参加拳击、网球、击剑等一对一竞技比赛的运动员，都知道揣摸对手心理是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

　　格雷勃·波拉马连科并不是他的老对手，耐德一年前才开始注意他。既然如此，这个格雷勃为什么能猜透自己的意图呢？原因只有一个：此人有这方面的天赋。

　　耐德沿着彼得·琼斯百货商店后面的几条小街漫步闲逛，名称都以卡多根打头：卡多根花园、卡多根门、卡多根广场、卡多根街。走着走着，他恍然醒悟，他此刻并不是在漫无目的地信步溜达，而是在寻找简·威尔的住处。

　　他从未来过这里。简的住处过于狭小，无法邀请许多同事一起聚会。他俩都认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犯不着找到她门上。他只记得她住的地方名字很怪，叫波索姆或莫索普什么的，而且就在这一带。他曾经在一张大比例伦敦街道分布图上查找过，知道她住在37号，她所在的街区呈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只有两三幢楼房。

　　不觉间，如烟的瞑色渐渐化作浓重的夜幕，尽管西天的亮光依然留连不去，落日的余晖给低垂的云层底边涂上一抹橙红。他匆匆走过米尔勒街，两侧几条怪模怪样的胡同刚刚闪入眼帘，就被无边的黑暗吞没。

　　这不是在犯傻嘛！他根本说不清简住在哪条街，仅仅在地图上看过一眼，仗着自己有过目难忘的职业本领，就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即便找到了，她不在家岂不是白跑一趟？他凭什么觉得她见到自己会很高兴？还是再找一会吧，他又转念一想，只用一刻钟。

　　他沿着丹耶街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觉得——职业训练所致——自己走过了头。他转身折回原路。这里几条街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待他见到一个路牌，才认准了莫索普街。那里就是37号，门牌号码漆成粉红色，也许是路灯照耀加上西天那渐渐消逝的橙红色的余晖使他看花了眼。

　　底楼几盏灯全都亮着！

　　这是经常出现在孩子们画笔下的房子，底楼有一扇大大的窗户和一扇窄窄的门，楼上有两扇窗户，现在亮着一盏灯！

　　他摁响门铃，屋里传出的音乐突然被人调小了音量。也许她有客人？随即，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接着是喀啷喀啷开锁的声音。她这种级别的使馆官员，全都一次不落地听了卡尔·福莱特所作的住宅人口安全防卫知识系列讲座。她拴上链条，然后将门推开一道三英寸宽的缝。关门，解下链条，接着大大敞开。“进来。”女主人终于发出了邀请。

　　她两眼避开他的目光，盯着外面正在迅速被黑暗吞噬的街道，随即将门关严，拴上链条，插上门闩。狭窄的过道几乎容不下二人，他站在原地，挡住她的去路。他转身朝向她。她伸出胳膊，紧紧搂住他。

　　“耐德，我的上帝。”她身高体健，耐德被她拼命搂着，几乎感到一阵酸痛。同时，他发现自己也同样用力地搂着对方，仿佛准备跟她牢牢焊在一起，什么也休想让他俩分开。

　　“哦，真好，”他说，“你这样等于回答了我准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低头亲吻她的嘴唇。过了好一会，两人才离开狭窄的过道。

　　“真是不可思议，你以前可是从没来过这里哟。”她说。“来点威士忌？”

　　他点点头，四下打量着房问。

　　“是不是……？”她一手拿着一只酒杯来到他身边。“你没事吧？”

　　他点点头，接过一只酒杯，跟她碰了一下杯。“愿你的房子交好运。”他说。“第一回登门造访喝第一杯酒都要祝房子交好运，这是我父亲的嘱咐。”

　　“真教人想不通，是吧？从前，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他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可你父亲准该快到70岁了吧？”她弯腰点燃烧煤气的壁炉。

　　“65岁左右。我父亲在60岁那年提前退休。他在一所中学教化学。”

　　“耐德，你从没说过你父亲是化学教师。”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你还记得那个站在使馆办公楼前的可怜的老头吗？他使我想起……他和我父亲同年。那老头管我叫‘儿子’。”他歉疚地笑了。

　　“瞧你脸都红了。不用再说了。”

　　“我不知该怎么开口。”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弗兰契。”她抓过他的右手，吻吻掌心。“我错怪了你。你对那些上了年纪的流浪汉……确实抱有同情心。”

　　“你现在的话挺有人情味。”

　　“这么多年，我一直过着精神生活，”她说，“差不多已经忘记该怎样过物质生活。我不会装腔作势，卖弄学问。”

　　耐德瞅着壁炉里闪烁不定、渐渐发红的火苗。“我在加州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就是这样的人，他叫切姆尼兹。”

　　“阿隆·切姆尼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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