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105)_马里奥·普佐

一〇五

　　“办这么一件事，难道你连郭鲁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问科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界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科里说，“他这么些年来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见鬼，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甚至你！”

　　“当我没说，”我答道，“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行期告诉他？又为什么骗他说我们到洛杉矶买古董？”

　　“因为这就是他教我的办事情应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别对一个人说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现在他即使发觉了我们的秘密，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办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他接着又催我：“快点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让你尽兴地玩，享尽人间的乐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埃里·汉姆希。

　　和所有看过有关东方的电影的人一样，我渴望能有机会在艺妓馆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务。听到科里说今晚我们将去消受艺妓的接待时，我心中想象的艺妓馆就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那种坐落在街头角落里的修缮得异常华丽的房子，所以当我们那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停在东京一条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馆门前时，我简直傻了眼：它看起来和曼哈顿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场所差不多！主人领我们穿过拥挤的餐馆，到了一个通往单间的餐厅。

　　房屋是豪华的日式装饰，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灯笼，中间摆放着一张只有一尺高的长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盘子，小巧玲珑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着四个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对科里鞠躬，科里给他们逐一介绍我。我在维加斯曾经见过文郎赌博，但没有正式见面认识。

　　七位艺妓踩着碎步一溜小跑进来，她们都身穿厚厚的织锦的和服，上面绣有鲜艳的花朵，个个脸上都浓妆艳抹，进来后就分别坐在每一位男宾身旁的坐垫上。

　　在科里的带领下，我坐在餐桌前的垫子上。女侍者捧着一大盘一大盘的鱼和蔬菜进来后，每位艺妓就开始喂她身边的男客吃喝。她们用象牙筷子夹小量的鱼或菜送到男人的嘴里，再用洒了香水的湿餐巾帮我们抹嘴，这些小餐巾有点像洗脸用的毛巾，不过非常小巧。

　　我身边的艺妓把身子紧贴着我，微笑着劝我吃喝。她还不断地给我斟酒，我猜那是著名的日本米酒，很香浓，可惜所有的菜都太带鱼腥味，好在后来女侍者端上了切成块状的神户牛肉，还用可口的酱汁泡着。

　　我仔细端详身边这位美丽的艺妓，看出她至少已经有40岁了。她把自己裹得像个木乃伊，所以尽管她的身体紧靠着我的身子，我也是除了被她的厚织锦和服摩擦的新鲜感，什么其它的欲望都没有。

　　晚饭后，艺妓们逐个轮着为我们表演节月。有一位吹奏的那种乐器好像是笛子，此时我已喝下大量的酒，那不熟悉的乐器听起来就像是苏格兰的风笛；另一位艺妓朗诵的一定是首诗，男人们都给她鼓掌；然后轮到我的艺妓起来了，她表演的节目是让人吃惊的翻跟斗，我为她大声喝彩。

　　事实上她从我的头上翻跟斗过去时把我吓得要命，然后她在文郎头上继续翻，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空中把她抓住并且要吻她。我有点醉了，看不太清楚，只模糊见她避开了，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他们又跟着都高兴地笑起来。

　　科里在我的后面压低嗓音说：“老天爷，下一个游戏是玩旋转瓶子了。”他笑得和文郎一样开心，文郎则用日语对艺妓们大声嚷嚷，还企图抓住她们。接下来又玩了棍子和球以及其他一些不乏骗术的游戏。我由于酒醉的原因，和文郎玩得一样忘情。

　　醒来后，我发现已经和科里坐在小汽车里。我们穿过幽暗的街道，在郊区的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科里领着我走到大门口。没有守卫的大门竟神秘地自动打开了，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东方式的房子，房间里除了睡觉用的席子外，什么陈设都没有，四面的墙壁实际上是可以左右滑动的薄木板的门。

　　我倒在一张席子上，只想睡觉，科里跪在我身边小声地说：“我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明天早上我会来叫醒你，你就放心地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有人会来整晚照顾你。”在他的身后我看见文郎的笑脸，我认为此时的文郎已经酒醒了，这不禁使我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试图挣扎着从席子上起来，科里马上把我按了回去，我还听见文郎的声音在说：“你的朋友需要个伴。”我实在太困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就重新倒在席子上，一下子便睡熟了。

　　有人推门的声音把我给弄醒了，房间里充满了旭日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墙”，我看见隔壁的房间，科里正坐在那个巨大的皮箱上，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看见他在微笑。“墨林，起来梳洗吧，”他对我说，“我们今天早晨飞香港。”

　　皮箱重得科里无法提，只好由我来把它提到车上。这次没有司机，是科里开车。到达机场后，他把车停在机场大楼的外面。我把箱子提进大楼，科里在前面开路，领我走到行李托运处。我脚步不稳地走着，箱子老是碰撞我的小腿。托运单的票根放在我的机票上，我以为这没有什么区别，科里也没怎么在意，我就什么都没说。

　　我们穿过大楼的登机门走到飞机跟前，不过暂时没有登机。科里一直等着那辆满载行李的车子开出机场大楼，看见他的那个巨大的由铜条加固的箱子放在行李车的最上面，再目送搬运工人把它放进飞机的腹部之后，才和我一起上了飞机。

　　飞往香港的四个多小时里，科里都很紧张，在玩赌博游戏中我又赢了他4000美元，其间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原来告诉我明天才离开日本的。”

　　“是的，那是我的估计，但是文郎比我预计的还要快就把钱都准备好了。”

　　我心里明白的他的鬼点子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我转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和艺妓的聚会。”

　　科里假装在研究他的牌，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游戏上，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像中学生玩的把戏，艺妓的招数一点都不好玩，我情愿要我的维加斯。”

　　“那倒不一定，”我说，“我觉得游戏挺有意思，但是我得承认那以后所受到的服务更好玩。”

　　科里忘了手中的牌，问我：“什么服务？”

　　我对他说了楼房里少女的举动，科里大笑道：“那一定是文郎安排的好戏，你这幸运的杂种，当晚我却几乎跑断了腿。”他停顿了片刻，又不无促狭地说：“这样看来，你的自我防线最终还是垮掉了！我敢打赌，自从你在洛杉矶勾搭上那个女人之后，这还是首次对她不忠。”

　　“是的，”我说，“但在远隔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干这种事就不算什么了。”

　　在香港着陆后，科里对我说：“你去小行李提取处等候箱子，我呆在机旁等候他们卸货，然后我跟随行李车走，这样就什么样的毛贼都无从下手了。”

　　我快步穿过大楼走到行李提取处，机场大楼里人山人海，人的样子和日本的不很相同，但毕竟仍然是东方人的脸庞。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行了，我密切注视着加了铜条的皮箱是否出现。过了十分钟，真不明白为什么仍不见科里的人影，我朝四周望望，幸好没见任何戴口罩的家伙，也没见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这时候，加了铜条的皮箱从传送带上掉下来了，我赶紧把它提了起来，它仍然那么重。我仔细检查看是否有被人用小刀撬开过的痕迹，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方块状的名字标签牌挂在提手上，上面写着我约翰·墨林的名字，名字的下面还注明了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此时我才终于明白科里为什么要我到日本了——如果这次有人得坐牢，那就非我莫属。

　　我坐在箱子上等了大约三分钟，科里总算出现了，他看见我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太好了，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我们现在就去银行。”说着他毫不费力地拿起那只箱子，走出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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