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104)_马里奥·普佐

一〇四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设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好像听见厅里有声音，于是又把书拿到厅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饭送到套间里来，吃完饭后，往纽约打了个长途电话。只几分钟就接通了，这一速度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接通的。

　　维丽马上就拿起了话筒。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她很开心接到我打去的电话。

　　“神秘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问我，“你玩得痛快吗？到过艺妓馆没有？”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东京早晨的垃圾，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办事去了，不过这趟出来至少我在飞机上和他玩游戏赌博时赢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维丽说，“你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买那些美丽的和服了。哦，顺便提一句，昨天有个人自称是你的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我告诉他你去了东京。”

　　我的心简直停跳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问她：“他说了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别忘了买礼物！”

　　“忘不了。”我答应她。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还打了个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第二天回美国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来的感觉，马上走到他的房间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铜条加固的皮箱不见了！

　　科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擦着双手，兴奋得很，对我说：“什么都办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今晚我们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办完，后天我们就去香港。”

　　“我打过电话给妻子，”我告诉他，“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她告诉我有人从维加斯打电话到我家，问她我在哪里，她说我在东京。”

　　听了这些话他冷静了下来，沉思良久，然后耸耸肩，说：“电话一定是郭鲁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是维加斯唯一有你家电话号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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