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治疗(30)_罗宾·科克

三〇

　　“我们只听说他很抑郁，”戴维说，“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最后一次打篮球时，对他的一位臀部手术病人的死亡感到十分紧张，”特伦特说，“是那位艺术家萨姆·弗莱明。后来我想他还失去了其他几个病人。”

　　戴维感到一阵寒颤透过自己的脊背。他想到自己作为初级住院实习医生时，看到自己的几位病人死亡也有过同样的反应。这记忆就像一阵寒气穿心而过。

　　“我甚至怀疑他不是自杀的。”凯文突然说道。这话使大家大吃一惊。这一天，凯文除了抱怨戴维撞断了他的鼻梁之外，一直没有说什么话。甚至他的妻子，此时也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的话亵渎了神灵一般。

　　“我认为你最好解释一下自己的看法。”特伦特说。

　　“除了兰迪本来没有手枪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凯文说道，“这种令人困惑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从哪里弄来的手枪？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手枪是兰迪从他那里借来的。他并没有出过城；他在哪里搞到的手枪？难道是从路边拣来的？”凯文大声笑起来，“想一想吧。”

　　“不管怎么说，”斯蒂夫说，“他反正弄到了手枪，只是没人知道而已。”

　　“阿琳娜说她一点也不知道他有手枪，”凯文坚持说，“另外，他是直接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的，而且角度朝下，所以他的小脑溅到了墙上。我从未听说过有谁是那样朝自己射击的。人们一般是将枪管放进自己的嘴里，以免血浆四溅；还有的人是对准头的一侧射击。很少有人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尤其是使用长管的马格南左轮手枪。”凯文像遇到戴维的第一天那样，用手指做了一个开枪射击的动作。他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时，那动作显得特别别扭。

　　盖尔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打了个寒战。尽管她嫁给了一位医生，但一谈到血和内脏，她就觉得心里难受。

　　“你是说他是被谋杀的？”斯蒂夫问道。

　　“我只是说我个人认为他不大像是自杀的，”凯文重复说，“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

　　雨蛙和蟋蟀的鸣声充满了整个夜晚，大家都在思考着凯文扰人的评论。“好了，我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盖尔·亚巴勒最后说道，“我认为他是因胆怯而自杀，我很同情阿琳娜和她的两个孩子。”

　　“我也是这样看的。”克莱尔·扬格说道。

　　又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最后斯蒂夫打破了沉寂，“你们两个怎么看？”他问道，眼睛看着对面的安吉拉和戴维。“你们觉得巴特莱特怎么样？你们过得愉快吗？”

　　戴维和安吉拉交换了一下眼色。戴维先开了腔，“我过得很愉快，”他说，“我喜欢这个城市。我既然已经成为佛综站的一员，我不担心医疗政治。我已经走进了一项艰巨的医疗实践，也许有点大艰巨了。我遇到了很多肿瘤病人，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也不想有太多的这种病人。”

　　“肿瘤是什么？”南茜·杨森问道。

　　凯文不相信地怒视了妻子一眼。“就是癌症，”他不屑地说道，“南茜，我的天，你连肿瘤也不懂！”

　　“对不起，”南茜同样恼怒地说。

　　“你遇到了几个肿瘤病人？”斯蒂夫问道。

　　戴维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让我想想，”他说，“约翰·塔洛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正在住院；还有玛丽·安·希勒得的是卵巢癌；乔纳森·埃金斯得的是前列腺癌；唐纳德·安德森据说是胰腺癌，但最后确诊为良性腺瘤。”

　　“我知道这个名字，”特伦特说，“那个病人接受过惠普尔疗法①。”

　　①　惠普尔（1878-1926），美国病理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动物肝脏可用以治疗恶性贫血，与Minot和Murphy共获1934年诺贝尔医学奖。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盖尔讽刺地说。

　　“也只有四个病人嘛。”斯蒂夫说。

　　“还有呢，”戴维说，“我还遇到了桑德拉·哈希尔，她患的是黑瘤；还有玛乔里·克莱伯，得的是乳癌。”

　　“亏你都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克莱尔·扬格说道。

　　“这很容易，”戴维说，“我记得他们是因为我把他们都看成朋友。我定期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患有多种疾病。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多种治疗方法。”

　　“好了，那问题在哪里？”克莱尔问道。

　　“问题是，我既然把他们看作朋友，并且负有为他们治疗的责任，我就担心他们会死于疾病，我会感到自己有责任。”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斯蒂夫说，“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去学肿瘤学。愿上帝保佑他们。我之所以学妇产科，因为一般说来，这是一种愉快的专业。”

　　“眼科也是这样。”凯文说。

　　“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安吉拉说，“我很理解那些学肿瘤学的人们。那些患有绝症的人很需要人们的帮助，能为他们治疗是一种安慰，是值得的。而在其他的许多专业中，你永远不会真正地知道你是否帮助了你的病人，但对肿瘤学来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同玛乔里·克莱伯很熟，”盖尔·亚巴勒说，“她是我第二个孩子钱德勒的老师，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教学很有创造性。她用塑料飞机在挂图上移来移去，使学生们对拼写课很感兴趣。”

　　“她每次应约前来看病时，我都很高兴见到她。”戴维承认说。

　　“你的工作怎样？”南茜·扬森问安吉拉。

　　“再好不过啦，”安吉拉说，“科主任沃德利医生是位很好的指导老师；设备也是一流的。我们工作很忙，但一点也不枯燥。我们一个月要做500至1000个活组织检查，这是了不起的数字。我们能看到有趣的病理现象，因为巴特莱特医院是一个三级医疗中心。我们甚至有一个病毒实验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总之，工作很富有挑战性。”

　　“你同查尔斯·凯利闹过别扭吗？”凯文问戴维。

　　“从来没有，”戴维吃惊地说，“我们一直相处很好。事实上，我本周刚同凯利和来自伯林顿的佛综站质量管理主任见过面。对病人在评价表上提出的各种反馈意见，他们两个人的态度都很客气。”

　　“哈！”凯文不屑地大笑起来，“质量管理只是小菜一碟，等你看到你的利用率报告后就知道了。那通常要花两三个月时间；到那时我再看看你对查尔斯·凯利有什么看法。”

　　“我不关心这些，”戴维说，“我对医学是认真的，只知道好好为病人看病。我不在乎什么住院率奖励计划，也绝不打算为获得去巴哈马旅行的大奖而花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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