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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时间过得很快,她明白自己在争论中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听凭塞缨尔森博士和林德博士左右听众,占尽上风,只有点到她的名字而不得不讲时她才开口。通常,她在这种争论中表现都是不错的,可今天下午,她心里明白,表现得太差劲了——说错话、说废话、生搬硬套——就差没骂出口来了。

  雷切尔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讨论已经结束了,听众们的问题正在向他们3人涌来。有两个问题是提给她的,而她的两位同事则要对付一打以上的问题。墙上的钟告诉她,罪快要受够了。她靠到椅背上,考虑着同乔的可能的摊牌。

  突然,她听到叫她的名字,这意味着有人给她提出一个问题。她在木椅里挺了挺身子,想把问题完全听明白。

  听完了问题,她装出思索的表情——乔可能早已看透了她这一招——然后开始回答。

  “是的,我明白,太太,”她说。“我没有读过你提到的他的深受欢迎的那篇东西,但如果其内容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声明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动一动深受欢迎的那话儿……”

  她的声音犹豫、迷惑。一阵嘈杂的声音打破了听众的沉寂,紧接着是咯咯笑声,现在又爆发出一阵不高的窃笑和嗡嗡的说话声。

  雷切尔迟疑了,迷糊了,胡乱地了结道。“——好了,我相信你掌握了我说的要点。”

  令人费解的是,全部听众一齐大笑起来。

  喧闹声里,雷切尔无可奈何地转向林德博士,而他两颊红红,两眼死死盯住前方,好像不得不假装没有偷听一场桃色事件一样。雷切尔赶紧转向塞缨尔森博士,他在拐着嘴笑,也是正直向前看着听众。

  “他们是怎么了?”雷切尔对嘈杂的声音小声说。“他们笑什么?”她想记起她说了些什么,关于不要动那篇杂志上的文章去寻求任何东西——寻求任何东西——那篇文章——那受人欢迎的一篇——篇——东西——忽然,她喘了口气,对塞缨尔森博士耳语说,“我是……”

  而他,仍然两眼盯着前方,用一种令人兴奋的低嗓门从嘴角里回答道,“恐怕,德京博士,你那说漏嘴的毛病又犯了。”

  “噢,上帝,”雷切尔咕噜着,“你是说我说漏嘴了。”

  主持人敲他的小槌子,秩序很快恢复了,于是后面的问题和回答将漏嘴事件湮没了。雷切尔告诫自己不得再说话了。继续呆下去,木然坐在那儿亮相,是对性格的一次考验。当别人的说话给她提供了一道保护的屏障时,她的心思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和当时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中的“语失”:“一次,有个少妇在社交界表现自己——她说的话令人感到是在激情的伴随下和在许多种发自肺腑的情感的压榨下冲出口边的:‘是的,一个女人如果要使男人高兴,她就必须长得漂亮。男人则轻松多了,只要他有笔直的‘五肢’就足够了!……在我所用来治疗和消除神经过敏症状的精神治疗法过程中,我经常面临着从病人偶然嘣出的话语和冒出的幻想中发现其思想内容的任务。尽管病人尽力想隐瞒其思想内容,然而又会无意地背叛了自己。”

  雷切尔沉思了一会这个,又用几秒钟想了想自己的“语失”,发觉讨论会已经结束,宣布休会了。她站起身,走下讲台,悄悄地离开,她清楚今晚要写两封信,一封给约瑟夫·摩根,是好是坏,向他吐露她的问题真情,让他决定是否愿意等她,直到她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另一封给莫德·海登,告诉她雷切尔·德京将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准备在六、七月份随队到三海妖去呆上6个星期。

  莫德·海登拿起克莱尔打出并寄给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的萨姆·卡普维茨博士那封信的复写本,读信前,她转向克莱尔。

  “我希望这能打动他,”她说。“我们很需要萨姆参加。他不仅是位出色的自由植物学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摄影家,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之一。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见鬼,萨姆是个顾家的人,而我偏偏忘了邀请他的妻子和女儿一道去。也许他们去不成问题,但我尽力想使考察队小一点。”

  “如果他坚持要带上全家又怎么样?”克莱尔问。

  “那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萨姆对我太重要了,我想任何条件我都会接受,即使带上他的爷爷、鬈毛哈巴狗和温室……得了,我们还是往好处想吧,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我们等着瞧萨姆怎么说吧。”

  06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萨姆·卡普维茨锁上暗房门,穿过几码宽潮湿的草坪来到石阶上,疲惫地登上石阶跨进门廊,在门外的柳条躺椅旁停住了脚,吸进一口凉爽、干燥的夜空气,清凉一下头脑里的暗房气味。吸进的空气像美酒一样令人陶醉,他闭上眼睛,连着吸入和呼出几次,然后睁开眼,欣赏了一刹成排的路灯和向格兰德河延伸的星散的住宅灯光。路灯好象在闪烁和移动,带着黄色的威严,就像他去年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和蒙特雷之间看到的一个夜间宗教队伍的火把一样。

  他静静地站在屋廊下,不愿放弃这个地方和在此看到的景色所带来的快乐。他对这周围的环境,对附近阿克马和圣菲利普的尘土飞扬的村庄、平坦的牧场和浇过的辣椒地、蓝色的美丽山峦等的感情是深厚和不可动摇的。

  他痛苦地想到是什么带他到这儿,对一个从诞生到长大成人对纽约的布朗克斯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是一个如此不令人喜欢的地方。战争——希特勒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厄恩尼·派尔。萨姆是一个新闻官员和信号部队摄影师,他在大学里的生物学学位派不上用场只好不提;派尔则是一名战地记者。在3个太平洋岛子上他们曾一块长途跋涉,萨姆总是大谈太平洋植物生态学的奇妙,而派尔在萨姆的催促下则讲他对家乡新墨西哥州的宁静的感情。派尔在一次战斗中死去数月后,萨姆从部队退役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买了一部破旧的车子,自东南部向纽约开去,决心在埋身于首都教育的单调生活之前看一看这个国家。

  他的路线穿过阿尔布开克,一到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不拜访一下派尔太太、厄恩尼的茅屋及其周围的一切就无法离开;他已故的朋友生前经常怀着无限的爱谈论这一切。萨姆在爱尔瓦拉多旅馆的一个4块钱单间里住了下来,圣费车站就在旅馆隔壁。洗整、吃饭、到服务台问了一下之后,他驱车穿过热乎乎、静悄悄的商业区,路过村庄式的大学,上了吉拉德大道。他向右拐上一条铺过的街,由于他死去的朋友生前的描写,这儿显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向前走了1英里,两旁尽是土坯房子,再往前街面变成了石子路,过了几个街口,便到了吉拉德大道和圣莫尼卡大道的拐角处。厄恩尼·派尔曾说过,他的茅舍在南吉拉德大道700号,一幢有灌林丛的拐角上的房子,水泥门廊,一只叫奇塔的狗,房子是白色的,但屋顶是绿瓦,表示向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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