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46)_约翰·格里森姆

四六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街头活动，四处散落在人行道、街道护栏、下水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干草堆、窨井盖、消防水龙头、垃圾箱、巴士站头和沿街店面等地方。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的区域内闲逛。因为有的是时间，他们会停下来闲聊，观察一辆交通受阳的汽车，注意到街角处又来了一个新毒贩，认出他们地盘上的新面孔。他们在街边坐下，破帽遮颜，隐身于店前的阴凉之处，就像街头的步哨一样，留心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听得见街头发出的各种声音，嗅得出汽车尾部释放的废气和廉价饭馆里油炸食品的香气。同一辆计程车一小时内驶过两次，他们知道；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们知道来自何处；一辆挂着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牌照的高级轿车正停靠在街道护栏边，他们会留意它直到它开走。

　　一个便衣警察正守候在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内，他们也看见了。

　　“警察在外面。”一个咨询者对索菲亚道。她走向前门，向东南方Q大街望去，在那里停着一辆乔装的警车。半小时后，她又查看了一次，还在那儿。她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我当时浑然未觉，因为我一面在争取食物配给券，一面在与检察官办公室据理力争。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市政府机关的官僚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却不能恪尽职守，正准备提前下班。索菲亚和莫迪凯一起过来把消息通报给我。

　　“我想警察正在守候。”莫迪凯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身桌下，但我没那么做。我极力保持镇定。“他们在哪里？”我问，好像他们的藏身之处真的很重要。

　　“在街的拐角处。他们在那儿监视这幢楼半个多小时了。”

　　“也许他们是冲你而来。”我说。哈哈。可是人人都板着面孔。

　　“我打电话问过了，”索菲亚说，“他们带着逮捕令，要以严重盗窃罪逮捕你。”

　　一桩严重罪行！监狱！一个英俊的白人男子被抛进火坑。我转移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尽量掩饰自己的恐惧。

　　“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种事常有，让我们来摆平它。”

　　“我认识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人，我会去见他，”莫迪凯道，“如果他们允许你自首就好了。”

　　“那当然好，”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但我一下午都在给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他们有两百名律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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