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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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