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34)_约翰·格里森姆

三四

　　“我需要长期呆在这里。这里，就在这间病房。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吵吵嚷嚷地把我转移到哈里森县监狱了。在那里，我将和几个流氓合住一间小牢房。

　　那样我就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转移到那个监狱？”

　　“压力，大夫。他们必须逐步增加压力，直至我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我丢进可怕的牢房，同强奸犯、毒品贩子关在一起后，会给我传递这样的信息：最好开始招供，否则将如此度过自己的余生。那监狱在帕奇曼，可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了。大夫，你到过帕奇曼吗？”

　　“没有。”

　　“我去过。我曾经有个委托人在那里。简直就是地狱。县看守所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大夫，你能把我留在这里。你只需不断对法官说，我仍然需要你的看护。这样我就能留下来了。大夫，我求求你啦。”

　　“行，帕特里克。”海亚尼说着，又在表格上填了几个字。接下来又是一阵沉寂。帕特里克合上眼。呼吸加剧．想到即将被转移到监狱，他极其不安。

　　“我打算给你作出精神病方面的结论。”海亚尼说。帕特里克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发笑。

　　“为什么？”他假装不明白。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怀疑。你不同意吗？”

　　“不，我同意。什么时候？”

　　“大概两天之后。”

　　“这样是不是太快了？”

　　“那就慢一些。”

　　“慢一些好。在这里，一切事都应该慢慢的。”

　　“我明白了。放心。那就下星期吧。”

　　“可以。下下个星期也行。”

　　那男孩的母亲叫内尔登·克劳奇，住在哈蒂斯堡郊外的一处活动房屋内。不过她儿子失踪时，她是同他一道住在卢斯代尔郊外的一处活动房屋内。从卢斯代尔到利夫大约有30英里。按照她的回忆，她儿子是1992年2月9日失踪的。这个日子恰好同帕特里克·拉尼根死在15号公路的日子相同。

　　但是按照治安官斯威尼的记录，内尔登·普鲁伊特（这是当时她的婚后姓名）是在1992年2月13日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诉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当时她还给邻县所有的治安官打了电话，连联邦调查局和中央借报局也不例外。她为这件事非常着急，有时近乎歇斯底里。

　　她儿子叫佩拍·斯卡博罗——斯卡博罗是她第一个丈夫，也即佩用的所谓父亲的姓；不过她也无法肯定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至于佩拍这个名字，谁也记不清是怎么叫起来的。她在医院生下他时曾给他取名拉维尔，但这个名字他一直不喜欢．他选择了小时候的绰号佩由，并执拗地说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无论如何他不记意人家叫他拉维尔。

　　佩拍·斯卡博罗失踪时17岁。他读了三次五年级，总算过关。之后他辍了学，到卢斯代尔一个加油站做加油工。他生性孤僻，说话结巴，从小在野外厮混，最喜欢野营和狩猎，常常独自外出数日不归。

　　佩由几乎没有朋友，而母亲又不停地纵容他，让他养成了各种恶习。除佩用外，她还有两个小孩，以及几个男朋友。一家人住在又脏又热的活动房屋中。

　　凤山嫌挤，喜欢在森林深处的小帐篷里歇息。他省吃俭用，买了猎枪和全套野营工具，于是他成了迪索托国家林地的常客。虽说森林高他家才20分钟的路程，但对于他母亲却好比相隔千里。

　　没有明显的事实能够证明佩田和帕特里克曾经见过面。不过，帕特里克的小屋恰好在佩用经常狩猎的森林附近。两人均为男性白种人，身高也大体相仿。虽说帕特里克的体重要比佩由重得多。更令人怀疑的是，佩由的猎枪、帐篷和睡袋均于1992年2月底在帕特里克的小屋里被发现。

　　而且两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失踪。在这之后，经过数月的调查，斯威尼和卡特得出结论，2月9日前后，以及相继的10周当中，整个密西西比州没有其他人失踪。尽管在1992年2月，该州曾发生几起失踪事件，但失踪者几乎均为离家出走的青少年，而且在春季结束前，无一没有查明下落。3月．科林斯一个家庭主妇的失踪显然是为了逃避丈夫的虐待。

　　卡特还查找了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的电脑资料。结果表明，在帕特里克的汽车着火之前失踪的所有的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增值的卡车司机。

　　他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多森，离出事地点有7个小时的路程。2月8日那天，他突然失踪，撇下了可怜的妻子和许多债务。卡特对此事调查了3个月，最后断定该卡车司机和帕特里克没有联系。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唯有佩用的失踪同帕特里克的失踪存在着紧密联系。如果说，帕特里克确实没有随着那辆布莱泽牌汽车一道被焚毁，那么现场发现的那具尸体就是佩拍。对此，卡特和斯威尼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当然，这个结论纯属推测，在法庭上得不到承认。因为说不定帕特里克路上捎带了一个要求搭车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一个身份不明的季节工人，或者一个无钱乘车的流浪汉。

　　他们手头还有一份8个失踪者的名单。其中包括莫比尔的一位年迈的绅士。他最后一次露面时恍恍溜溜地驱车朝密西西比州的方向驶去。还有休斯敦的一个年轻的妓女。她对朋友说要去亚特兰大开始新的生活。鉴于这8个人的失踪均发生在1992年2月之前数月，甚至数年，卡特和斯威尼早已不予考虑。

　　佩琅依旧是他们心目中最合适的对象，但就是找不到证据。

　　然而，内尔登却认为自己能找到证据，而且渴求与新闻界共享这个看法。帕特里克被捕后两天，她找了当地一个品行恶劣的律师。该律师曾经以300美元的代价处理了她的最后一次离婚诉讼。当内尔登要求他帮助时，他当即同意，并表示免费为她眼务。

　　在听取了委托人的叙述之后，他干了大多数卑劣律师所干的事——在比洛克西以北90英里的哈蒂斯堡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他把吸泣的委托人带到会上同记者见面，以种种污秽的语言指责比洛克西的地方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无能。四年多来，他们在这方面一直裹足不前，任凭他的委托人忧愁不安。为此他们应该感到耻辱。整整15分钟内，他滔滔不绝，尽量为自己扬名。

　　他暗示将对帕特里克·拉尼根采取法律行动。显然，正是此人杀害了佩用，并焚尸灭迹，从而为自己窃取9000万美元铺平了道路。但问到具体情况时，他却含糊其词。

　　而新闻界，不顾起码的职业道德，煞有介事地大造舆论。他们在报上印出了年轻佩拍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似纯朴的男孩，短短的唇须，蓬乱的头发。于是一到有形的面孔被赋予一个无形的受害者，使他变得极有人性。正是这样的男孩，遭到帕特里克的杀害。

　　佩用的境遇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许多报道直接称他为“所谓受害者”。但是“所谓”这个词在不同的人嘴里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在黑暗的病房里，帕特里克独自观看了这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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