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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非常凑巧的是,帕特里克已经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火化.按照特鲁迪的说法(她曾于葬礼后一天接受了一次问话),帕特里克是突然作出这种决定的。他要求死后遗体火化.并将骨灰葬于该县最美丽的公墓——洛克斯特格罗夫。这时离他失踪不到11个月。他甚至修改了遗嘱,加上了有关火化的条款:他死后,由特鲁迪负责将其遗体火化;万一她和他一道死去,由卡尔·赫斯基负责将其遗体火化。此外,他还在遗嘱中就葬礼之事做了具体安排。

  他的这一动机来自某个委托人死后的家庭纠纷。由于计划不周,该委托人死后其家人对殡葬方式争吵不休,最后连帕特里克也卷入其中。他甚至劝说特鲁边挑选自己的墓地。特鲁迪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他的墓地旁边。但两人都清楚,只要他先死,她会马上另做选择。

  负责火化的工人后来告诉格里姆肖,帕特里克的遗体火化已在那辆汽车里完成了90%。当他把厂骸推入2000度的炉内烧了一小时后,扫出来的骨灰仅4盎司重。这是他迄今所见到的重量最轻的骨灰。

  而且他不能对尸骸做任何判断——男性,女性,黑人,白人,年轻,年老,大火发生前死活,等等。他并非不想说实话,而是实在没法说。

  在卡特和格里姆肖手里,没有尸体,没有验尸报告,也没有那个屈死鬼的任何信息。帕特里克凭借一种最能毁灭证据的方式——火,极其出色地掩盖了自己的一切痕迹。

  那个周末,帕特里克是在一个破旧的狩猎小屋里度过的。该小屋在格林县境内,高利夫镇不远,毗邻迪索托国家林地。两年前,他和杰克逊县的一位大学校友把它买了下来,并打算略加装修、作为度假之用。那里太具有乡村气息了。秋冬两季,他们猪鹿。春天,他们打火鸡。随着夫妻感情的逐渐恶化,他在小屋过周末的时候越来越多。从他家驱车到小屋仅一个半小时。他声称可以在小屋上班。那里是多么宁静。他的校友——小屋的另一主人——听了没有在意。

  特鲁迪假装埋怨他周末经常不在家。但其实,兰西就藏在附近,正等待帕特里克外出。

  1992年2月9日晚上,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妻子,说就要离开那个小屋。他刚刚完成一份复杂的上诉辩护状,非常疲倦。兰西继续鬼混了一小时才悄然离去。

  在斯通县与哈里森县交界处。帕特里克把车停在一家乡村商店的门口。他买了12加仑汽油,并计14美元21美分,用信用卡付了款。他还和店主维哈尔太太聊了天。两人已经很熟。这位老太太认识许多过往的猎手,尤其是像帕特里克这样喜欢在商店停留、并自夸会打猎的人。后来她回忆,帕特里克情绪很好,只是说自己很累,因为整整工作了一个周末.她听了这话觉得奇怪。一小时后,她听见警车和消防车从门前急驶而过。

  帕特里克的那辆布莱泽牌汽车被发现回倒在8英里路之外的深沟里。这条深沟高路面80码。整个车身吞没在熊熊大火中。一位卡车司机最早看见火焰。他试图上前救火,但在离着火汽车50英尺处,眉毛就被烤焦了。于是他用无线电呼救.然后坐在树墩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它燃烧。由于它是向右侧着的,底部朝外,所以无法知道里面是否有人。

  等到县治安官赶来时,火势已经大得看不清车身。野草和灌木也烧起来了。其他志愿者开来了一辆小消防车,但找不着水源。交通堵塞越来越厉害,不久围观的人成了堆。大家默默地站在路边,看着下面呼呼作响的火焰。因为没有发现失事汽车的司机逃脱,每个人都相信他或她将要连同车内的一切化为灰烬。

  两辆大消防车来了,火终于被扑灭。治安官斯威尼不知疲倦地守在现场,等候汽车残骸凉却。差不多到了半夜,他发现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心想这可能是尸体。验尸官就在身边。最后那根脱骨证实了他的猜想。格里姆肖拍下了照片。等到尸体完全凉下来后,他们把它收拾干净,放进了硬纸盒。

  他们用手电筒照了照牌照上凸起的字母和数字。凌晨3时30分,特鲁边接到了电话。在好歹做了四年半妻子之后,她成了寡妇。

  治安官决定夜间停止清理汽车残海拂晓,他带着五个副手来清理现常在公路上,他们发现了90英尺长的滑行痕迹。于是他们猜测,也许有头鹿窜到车前,致使可怜的帕特里克失控。因为火蔓延到各个方向,一切可能有用的线索都被破坏了。唯一感到意外的是在离汽车残骸131英尺处发现了一只鞋。这是一只没穿多久的耐克牌运动鞋,尺码为10号。特鲁达一下子就认出它是帕特里克的鞋。面对拿鞋给她辨认的官员,她伤心地哭了。

  治安官猜测。帕特里克的汽车准是连续问了几个跟头才坠入深沟。也许在此期间,他的躯体也随着阑滚,并将一只鞋脱落,甩出车外。这样解释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他们用拖车将汽车残骸拉离了现常到了下午,帕特里克的尸体被火化。翌日举行了追悼会,接下来是短暂的安葬仪式。他躲在树上用望远镜观看了这一情景。

  卡特和格里姆肖望着桌子当中那只运动鞋。在它旁边,摆着一些证人的证词j彭些证人是:特鲁迫、维哈尔太太、验尸官、火葬场工人,甚至包括格里姆尚和治安官。他们的证词均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唯一令人惊讶的证词出现在那笔巨款失窃数月之后。有个住在维哈尔太太商店附近的年轻农妇作证说。她的的确确看见一辆1991年制造的红色布莱泽牌汽车停在路边,位置正好在失事现场附近。事实上她目睹了两次。一次是在星期六晚上;另一次大概在24小时之后,也即汽车着火的时候。

  该证词于帕特里克的葬礼举行七星期之后由格里姆肖在那个农妇的家中笔录。这时帕特里克的死已裹上了怀疑的外衣,因为那笔巨款已经失踪。

  这位年轻人叫海亚尼,巴基斯坦人,是高级住院实习医生。他天生富有同情心。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土音。似乎他乐意到病房和帕特里克交谈,谈多久都行。在他的治疗下,那些伤口正在痊愈。

  不过帕特里克没有摆脱精神上的优虑。“那种难受我无法准确地表达。”他说。这时两人差不多谈了一小时,海亚尼把话题引到了这方面。帕特里克对联邦调查局的诉讼提出后,各家报纸都以醒目位生报道了这个消息。从医生的角度看,诊治一个遭受如此可怕伤害的病人非常难得。任何年轻医生都会为自己接近社会风暴中心感到荣幸。

  海亚尼同情地点点头。继续谈下去,他的眼里露出了恳求的目光。

  今天,帕特里克当然愿意这样做。“我睡不好觉,”他说,“最多过一小时就听见说话声,后来觉得自己的肌肉在灼烧,再后来我醒了,一身大汗。直至现在,我还是这样。按理说,现在睡在这里,该安全了吧。可我老是觉得他们还在那里,还在追寻我。我无法睡觉,也不想睡觉。”

  “我给你眼几颗镇静药。”

  “别,千万别给我服镇静药。那种药我受够了。”

  “你的血液化验结果是好的。有一些残余物,但不严重”“我再也不想服麻醉药。”

  “你需要睡觉.帕特里克。”

  “我知道,可我不想睡觉。要不,又会难受。”

  海亚尼在一张表格上写了几个字。接下来是一阵寂静。两人都在思索下面该说些什么。海亚尼觉得很难想象眼前的人是杀人犯,尤其是以那样可怕的方式杀人。

  房内黑沉沉的,唯有窗缘透入的一丝亮光。“我想坦率地和你说件事,行吗?”帕特里克问。他的声音比以前更低。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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