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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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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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