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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七


  象圣卢那样的同性恋者的阳刚理想并不相同,但却同样是约定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虚假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愿了解肉体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础,他们认为感情起源于别的东西。过去,德·夏吕斯先生厌恶女子的阴柔。现在,圣卢欣赏小伙子的勇敢,骑兵部队冲锋时的陶醉,男人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爆发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这就使同性恋者感到绝望,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使同性恋者经历充满激情的奇遇,只要他们生性聪明,善于异想天开,而不是把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们的根源,并对自己作出评价。因此,当某些青年只是本着在体育运动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来玩“扯铃”那样,在圣卢看来,战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体得多,但夹杂着意识形态,这种理想是和他喜欢的人们一起提出来的,是在一种纯男性的骑士会中,在远离妇女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唤起士兵们狂热的爱。这样,在他的勇敢中虽说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贵族这一事实却在其中显现出来,同时又以一种难以辨认、理想化的形式显示出德·夏吕斯先生的想法,即一个男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阴柔的女子气。此外,就象在哲学上或艺术上那样,两种类似的想法只会因其阐述的方式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并会因它们由色诺芬①或柏拉图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我虽然知道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在做这件事时十分相似,但我极为欣赏的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圣卢,而不是不愿戴浅色领带的德·夏吕斯先生。

  我和圣卢谈起我那位任巴尔贝克大旅社经理的朋友,据这位朋友说,在战争初期,法国的某些团里有背叛行为,他称之为“缺陷”,他指责唆使背叛行为的人,称他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他在某一时刻甚至认为日本人、德国人和哥萨克人会在里夫贝尔登陆,威胁巴尔贝克,并说只有“溜之大吉”②。这个敌视德国的人在谈论自己兄弟时笑着说:“他在战壕里,在离德国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说得那么起劲,别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这样,准会把他送到集中营去。“说到巴尔贝克,你是否记得旅社里过去的电梯司机!”圣卢在和我分手时对我说,说话的声调好象不大知道说的人是谁,并指望我来弄清此人的情况。“他参了军,并写信给我,以便让他回到空车。”电梯司机也许不愿在禁锢别人的电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楼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将“晋升”,但和看门人不同,因为我们的命运并非总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一定支持他的要求,”圣卢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还对希尔贝特说过,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飞机。知道了这点,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作什么准备。这将会使对方丧失一次进攻的最大优点,即出其不意的优点,最好的军队也许就是眼睛最好的军队。那么,可怜的弗朗索瓦丝,她让侄子复员的事是否办成了?”不过,弗朗索瓦丝早就竭尽全力使侄子复员,但当有人建议她通过盖尔芒特家族去找德·圣约瑟夫将军帮忙时,她以绝望的声音回答道:“哦!不,这不会有任何用处,找这位老先生不会有任何办法,最糟糕的只有一点,就是他爱国。”只要谈到战争,不管弗朗索瓦丝对此感到多么痛苦,她仍认为人们不应抛弃“可怜的俄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协约国”③。管家深信战争只会持续十天,并将以法国的辉煌胜利告终,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会被发生的事件否定,就没有胆量,甚至没有足够的想象去预言一场长期的、胜负难分的战争。但是,这种完全而又迅速的胜利,他至少竭力预先从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丝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会很糟,因为看来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岁的小伙子在哭。”他这样对她说,是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恼火”,他称之为“给她找麻烦,训她一顿,同她玩文字游戏”。“十六岁的,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说,过一会儿她又不大相信:“他们不是说过了二十岁才要吗?那些可还是孩子。”——“当然喽,报纸都接到命令不准提这件事。另外,往前冲的都是年轻人,可回来的却不多。一方面,就会有好处,死了许多人,有时也有用,可以使生意兴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软,犹豫不决,就会立即被枪毙,身中十二颗子弹,乒!另一方面,也必须这样。另外,那些军官,这对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拿他们的钱,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个。”每次进行这样的谈话,弗朗索瓦丝就脸色发白,让人看了真担心管家会使她心脏病发作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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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色诺芬(前431—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由于对苏格拉底的崇拜和对诡辩哲学家的憎恶,他写了三部著作为苏格拉底申辩,他的看法与同时代人柏拉图迥然不同。
  ②他认为当局迁往波尔多有点仓促,并说当局这样快“溜之大吉”是错误的。——作者注。
  ③原文为alliance,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


  她并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点。当一位姑娘来看我时,这个年老的女佣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时走出自己的房间时,我就会在楼梯上看到她,只见她在挂衣服的小间里,据她说,是在寻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虫,但实际上,她是在听我们谈话。虽然我老是批评她,她还是在提问题时使用自己狡诈的方法,她提问用间接的方式,从某个时间起开始使用“因为也许”这样的话。她不敢问我:“这位夫人是不是有个公馆?”就象一条好狗那样,腼腆地抬起眼睛,并对我说:“因为也许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馆……”,这样就避免了露骨的询问,不是为了彬彬有礼,而是为了不显得好奇,最后,由于我们最喜爱的佣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几乎不再为我们效劳,失去了使用价值——仍然是佣人,当他们自以为深入到我们社会等级的核心时,他们却更为明显地划出了(我们想要消除的)他们社会等级的界线,所以弗朗索瓦丝常常对我说些(管家会说是“为了刺激我”)奇怪的话,这种话社交界人士是不会说的:怀着一种隐匿而又深沉的喜悦,犹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热,额头上——我可没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浑身是汗”,她惊讶地对我说,犹如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还略带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种有失体统的事而产生的蔑视(“您现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领带”),但她说话的声音忧心忡忡,可以使别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担心。她这样说,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浑身是汗。总之,她说话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因为她谦卑,她对那些远不及她的人们怀有温情的赞赏,所以她采用了他们粗俗的言语。她的女儿在我面前埋怨她,并对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从谁那儿学到这种言语的):“她总是有话要说,说我没有把门关好,唠唠叨叨,罗罗唆唆。”弗朗索瓦丝也许认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确使用语言。在她的嘴唇上,我过去曾看到最纯洁的法语如鲜花盛开,现在却一天要听到好几次这样的话:“唠唠叨叨,罗罗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不仅词语的变化很少,而且思想的变化也很少。管家养成了习惯,总是说普恩加来先生意图不良,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一定要打仗,这话他一天要说上七、八遍,总是对同样的听众说,这些听众又总是那样感兴趣。一个词也没有改变,一个手势、一个语调也没变。虽然只持续两分钟,但总是一成不变,就象演出一样。他的法语错误使弗朗索瓦丝的言语变质,她女儿的法语错误也是如此。他认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听到盖尔芒特公爵把一种建筑物称为“朗比托公共厕所”感到生气,这种建筑物应该叫做小便池①。也许他在童年时代没有听到过这个音,他就保持了这个习惯。因此,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不正确,而且老是这样。弗朗索瓦丝开始时听了不舒服,后来也跟着这样说了,还抱怨说,女人不象男人,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她的谦卑和她对管家的赞赏,使她从来不说pissotières,而是对习惯作出微小的让步,说pisset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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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pistières管家因不会发o这个音,把pissotières(小便池)错念成pistières。

  她从此不睡也不吃,让管家给她念那些公报,她对那些公报一窍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愿望,往往被一种爱国主义的喜悦所支配;他在谈论德国人时,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说:“情况严重,我们的老霞飞在彗星上订计划——无法实现。”弗朗索瓦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彗星,但却更加感到这句话是一种讨人喜欢、别出心裁的荒唐话,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礼貌,应该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耸耸肩,似乎是在说:“他老是那样”,她用微笑来抑制自己的眼泪。她至少感到高兴,肉店新来的那个小伙子,虽说干这一行,却相当胆小(他最初在屠宰场工作),现在还没有到达去打仗的年龄。不然的话,她准会去找陆军部长,让那个小伙子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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