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63)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六三

　　“但是，我自然不能对弟弟一点也不关心。他在索洛夫基时，我去探望过他，后来他恢复了自由，住在托木斯克，我也去过。在西伯利亚，他丢掉了世俗的事务，担任了教职。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在沃罗涅什教区任职，直到那儿遭到轰炸后才奉上级教会之命离开了沃罗涅什。”

　　“噢，原来四二年夏天她弟弟在那儿！”谢尔皮林想。“他待的地方离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井不远。不同的只是：他是奉教会领导之命离开了遭到轰炸的地区；而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则按照我们领导的指示，冒着轰炸，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不过，关于小舅子当上了主教或者甚至总主教这件事，皮金没讲过。也许是他不好意思讲，也许是怕别列日诺依会嘲笑他。

　　“在俗时，我弟弟叫谢尔盖，担任教职之后，就改名叫尼科基姆了，”皮金娜讲这句话的语气使人感到，只要谢尔皮林一听见这个名字，就会知道她的弟弟是谁。

　　他的确记得，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这个尼科基姆可能是法西斯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曾在这个委员会的文件上签过名，也可能是在号召教徒们为红军捐献坦克和飞机的呼吁书上签过名。

　　“从他移居莫斯科之后，我就为他料理家务。可是，那算什么家务呀！”皮金娜把双手一摊，仿佛表示：一个神职人员会有什么家务呢？“不过，用不到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除此以外，”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妈过世时还给我留下了一些首饰。战争刚开始时，我把她的两颗宝石坠子和一枚胸针捐献了出来。但我还留了一点以防万一。”

　　她略微举起手，指了指耳环。

　　“噢，所以你戴上了耳环，”谢尔皮林想。“原来是为了向我表明，你生活并不困难。”

　　这时，皮金娜又用刚才指过耳环的那只手彬彬有礼地把信封顶着桌面推过来。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吧。”

　　谢尔皮林拿起信封，把它塞进放在桌上的军用背包里，决定把这笔意外之财加到留给父亲的款子里去。

　　“您有没有听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皮金娜问。她早就在等机会提这个对她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不过她不愿意在解决这笔使她不安的款子之前就提这样的问题。

　　“很遗憾，没有听到，”谢尔皮林说。“我们是不会听到这一类消息的。也许，根本就毫无消息。”

　　他确实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皮金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去年秋天，在皮金的事已经过去，不再查究以后，而库尔斯克会战已经结束，谢尔皮林又一次立功受奖，于是他便写信给军需机关询问：被俘将军的妻子是否能按规定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

　　皮金恰好在被俘前夜获得将军衔。但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他还没来得及换上将军服，所以在德国人的公报里仍旧称他上校。可是在我方军需文件上已列入将军一级了。

　　回信很快就来了。军需机关通知说，被俘将军的家属可以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但必须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叛徒。

　　因此，打算让皮金的妻子领取生活补助这个念头只好打消。现在也没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她。

　　“现在只能相信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结实的身体能经受住俘虏生活的折磨。况且，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至于他被俘后的表现，我本人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谢尔皮林把自己认为应当对她说的主要一点作了补充。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她低声说，说得很随便，好象在谈一件谁也不会怀疑的最平常的事情。“但愿他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在战前就得了糖尿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谢尔皮林说。他想，大概皮金不让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种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皮金娜叹了口气说，“报上说我们的盟军正在轰炸德国，炸得可厉害啦！但愿他别挨到炸弹！可是轰炸时炸弹是乱扔的。我曾想通过红十字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去见了叶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很有教养的女人。但她告诉我说，红十字会也毫无消息。据说，我们过去没有在一个公约上签字，所以现在无法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了解，而我们不能。”

　　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给被俘军官寄送包裹。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和眼下这场战争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什么红十字会？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还能有什么用？还谈得上什么协定、公约？”

　　简直不能想象，在我们和法西斯之间，红十字会协定还会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去打听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虏营里的情况——他死了，还是活着？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个想法，和在这三年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地不协调，以致使人感到十分荒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本人对我非常关心。她的秘书对我也很照顾。他们红十字会里的人待人都很亲切……当然，我是带了我弟弟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她补充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奥妙莫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陷身在法西斯俘虏营里，可她却拿着弟弟的介绍信去向红十字会乞助。她弟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现在当上了不知是主教，还是总主教。红十字会接待她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她带着弟弟的介绍信。”

　　谢尔皮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形成的对教会的恶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怀疑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这个善良的胖女人的来访，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他很不理解、然而却是现实存在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世界属于另一些人们，属于对未来怀着与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理想，而且对过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种观点的人们。

　　他沉默不语，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而皮金的妻子却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谈话的结束，认为自己该走了。

　　“您大概该去了。”她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

　　“我们慢慢地顺着林荫道走到大门口，时间刚好。我们可以相信，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能够和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欢聚一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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