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在阿崎婆家(3)_望乡

同住——在阿崎婆家(3)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

　　而且，这些闲言碎语也微妙地影响了阿崎婆，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问我是什么人。夜里躺在床上听秋虫鸣叫睡不着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聊几句。比如：“告诉你，男人啊可坏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对他认真。你要真正认起真来就要误自己啊。”她的口气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样立场的人，作为长辈的她要把生活经验告诉我。

　　我用一种痛苦的心情听着，这些是她几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总结。

　　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隔阂之后，我问阿崎婆她在婆罗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点儿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客人是哪国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钱，对卖淫这行当有什么感觉，她是怎样进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这些也不是一口气问个没完，而是作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偶尔兴之所至的谈话，不免有些零碎。刚说婆罗洲山打根的事，一会儿又谈到阿崎婆小时候在天草的事儿，接着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记录。用录音机当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现场做笔记采访。我每晚听阿崎婆讲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反复回味，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写在信纸上，然后投入村里的邮筒里。我反复地重复上述的过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村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翻动我的东西都发现不了什么秘密，当然阿崎婆是文盲，我从不担心她会如何；二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采访素材都安全地在东京我丈夫手头保管。

　　这样的采访生活大约过了三周，我好容易对她的历史和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记叙的是我从她那里听来的简略的生平。当然，这是断断续续听来的，采访过程本身就已经加上我主观的解释。我的采访谈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气叙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痒，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谈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认不得片假名和数字，所以从她那里听来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汉字适用哪个。我回到东京后让有关单位寄来了她谈过的人的户口复印件及有关文件，尽量复原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复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这一点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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