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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只有一、两分钟让乘客上、下车。怎么?”

  “我想要打个电话。”

  “打给谁?”

  “我想打个电话问问纳森的情况,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平安无事。”

  抑郁像前一晚的痛苦一样笼罩着我。我握住苏菲的臂膀,用力捏着:使她不禁皱皱眉头。“苏菲,”我说:“听着,听我说。那一部份已经完结了。你无能为力。你难道不明白他真的差一点就将我们两个人都杀了吗?纳磊会离开多伦多回纽约来安置纳森并且——呃,对付他。毕竟,他是纳森的哥哥,是纳森最亲的亲人。纳森疯了,苏菲…他一定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她开始哭泣。眼泪滴在她的手指上;那些紧握着杯子的手指突然显得瘦削衰颓。我再一次看见刺在她前臂上的蓝色数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切,我是说,失去了他。”她啜泣着。“我可以打电话给纳磊。”

  “你现在找不到他。”我坚持道:“他一定是在接近水牛城附近的火车上。”

  “那么我可以打电话给莫瑞·芬克,他可以告诉我纳森是不是回粉红宫去了。你知道,有时候他亢奋时会回到那里去。他会回去,服几片宁眠泰尔,睡一大觉,等他醒来时就恢复正常了。莫瑞会知道这一次他是不是这样。”她擤擤鼻子,仍然啜泣不止,间而打着嗝。

  “哦,苏菲,苏菲,”我低声唤着,想开口劝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切都过去了。”

  火车地驶进费城车站,发出一声刺耳的煞车声,摇晃一下,在没有阳光的隧道中停下来,引起我一阵浓浓的乡愁。我看见车窗上映着我沉思的脸,因为经常待在内室而显得苍白,有一剎那我在那张脸的后面看见一个年幼的复制品——十年前我仍是个小男孩时的样子。这个回忆使我放声大笑,突然感到精神百倍,决心清除苏菲的不安,并试着使她开朗起来。

  我说:“这里是费城。”

  她问:“这是个大城市吗?”虽然仍泪眼模糊,她的好奇却鼓励了我。

  “嗯,差不多大。不像纽约那种大都会,但也够大了。也许,和纳粹占领前的华沙差不多。这里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一个大城市。”

  “那是什么时候呢?”

  “回溯到一九三六年,那时候我十一岁。以前我从没有到过北部。我还记得我抵达的那一天非常的有趣。我姨妈和我姨丈住在费城,我母亲——那是她去世前两年——决定暑假送我到这里来过一个礼拜。她让我自己来,搭乘灰狗巴士。那时候小孩子常常一个人到处旅行,安全无虞。总之,那得搭一整天巴士——由泰瓦城绕到李契蒙,然后到华盛顿,再经过巴尔的摩。

  我母亲让黑人厨娘——她的名字叫芙乐伦,我还记得——为我准备了一大纸袋的炸鸡,我又带了一壶冷牛奶——精美的旅行餐点,你知道,在李契蒙和华盛顿之间的路途上我吃了午餐,下午时,巴士在格来司港停下,旅客们都下了车,到一个寒酸的小餐厅里休息;在那里上上一号,喝杯苏打,然后我看到了一部赛马的机器。你瞧,马里兰和维琴尼亚有一点差异就是他们那里有些合法的赌博,在这种机器里投下五分镍币,由十二匹小金属赛马中选择一匹下注。

  我记得我母亲给了我四块钱零花——在萧条时期说来,这笔钱已经算是不少了——对赌马这玩意儿我感到很兴奋,所以我投下了五分钱。呃,苏菲,你想象不到的。那部见鬼的机器竟然跳到累积大奖——你知道累积大奖是怎样的吗?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一大堆五分镍币哗啦啦地掉了下来——几十个,几百个,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大概赢了约莫十五块钱的镍币,掉得满地都是。我欢喜若狂。

  但问题是,我该怎么搬运这堆战利品。我记得我穿了白色亚麻短裤,我把硬币塞进裤袋里,但等我的裤袋都装满了时,还是有一大堆塞不进去,而且硬币不停地由口袋掉出来。最糟糕的是,经营那家小餐厅的老板娘长得很凶恶,当我请求她把硬币换成钞票时,她恶狠狠地对我尖叫说玩赛马机器必须满十八岁才行,我显然还乳臭未干,再不快滚出那里的话,她就去叫警察。”

  “那时候你十一岁。”苏菲执着我的手说:“我想不出十一岁的丁哥。穿着白色亚麻短裤的你,一定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她的鼻子还是红红的,但她的眼泪暂时止住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有点晶莹的闪光。

  “所以我又上了继续开往费城的巴士。每次我一动,就有镍币从口袋里掉出来,滚到走道上。我起身要把它们捡起来时情况会更糟,因为会有更多镍币掉落滚开。卫明顿司机就快气疯了,一路上所有的乘客就低头看着滚来滚去的镍币。”我停住口,望向窗外月台上面孔模糊的人影,随着火车缓缓前行,他们也逐渐向后退去。

  “总之,”我回握苏菲的手。“最后的悲剧发生在巴士站内,那个车站离这里并不很远。那一晚我姨妈和我姨丈到车站来接我,当我跑向他们时,失足跌倒,口袋裂开了,几乎所有的镍币通通滚下斜坡,滚进了下面黑漆漆的海湾内,等我姨丈把我拉起来,拍去身上的灰土时,我的口袋里大概只剩下五个镍币,其余的永远失落了。”我顿了一下,想到这个真实的趣事不禁发笑。“这是个告诫人不可贪心的故事。”

  苏菲举起一手遮覆着脸部,使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由于她的双肩耸动,我猜想她大概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猜错了。她又开始流泪了,为她无法释怀的痛苦而流泪。我突然意识到我一定在不自觉中唤起了她对儿子的回忆。我让她无声地哭了一阵子。然后她的泪水减少了。最后她转过头来对我说:“丁哥,在我们要去的维琴尼亚州那里,有没有语言学校呢?”

  “你还要语言学校干什么?”我说:“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以你所知的语言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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