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80)_威廉·史泰隆

八〇

　　我有个小儿子被关在第四营。他的名字是杰恩·撒威妥思卡，十岁大。我获知了他的号码，我会告诉您。他和我一起抵达此处，但六个月来我没有再见过他。我非常想见他。冬天就快到了，我担心他的身体。我请求您想个法子释放他。他的身子很糟，而且他还那么小。’霍斯没有回答，只是直视着我，眼睛眨也不眨。我开始有点崩溃，就要失去控制了。我伸出手碰触他的衬衫，然后紧揪住它说道：‘求求您，如果您注意到我的存在，我的人，我求您为我做这件事。不是释放我，是释放我的小儿子。您一定可以这么做的……求求您为我做这件事。求求您！’”

　　“那时我明白了我再次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条虫，一个波兰废物。他握住我的手腕，扭开我抓着他衬衫的手，说道：‘够了！’我永远忘不了他以激烈的声音说：‘我绝不可能这么做！’他说…‘没有经过适当的权威释放任何犯人都是违法的。’我突然领悟到提及我所做过的事情，触动了他难堪的神经。他说：‘你的建议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一个可以任你摆布的人吗？只为了我对你表白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你以为你可以使我违反适当的权限？’然后他又说：‘这真令我恶心之至！’”

　　“丁哥，如果我说我难以自持地投向他，伸出双手环着他的腰，再次请求他，一再说着‘求求您’，你会觉得难以置信吗？但是他的肌肉变得僵硬，全身颤抖，我明白他和我之间已经完结了。即令如此，我仍然无法停止。我说：‘那么至少让我看看我的儿子，让我去探望他，让我再看他一次就好，求求您允准我这件事吧。难道您不明白吗？您自己也有孩子。请允许我在回集中营之前再看他一次，再拥抱他。’我说这些话时，丁哥，便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跪了下来。我跪在他面前，将我的脸压在他的靴子上。”

　　苏菲停住口，再次凝视完全攫获了她的过去；她喝了几口威士忌，在昏茫的沉思中出神的将酒咽下。我注意到，她像是寻求我可以让她认清现实似的，紧握住我的手。“人们时常谈及在奥希维兹这种地方的人，以及他们在那里的举止。当我在瑞典的难民中心时，我们这一群曾经在那里待过——在奥希维兹或柏肯诺，后来我也被送往那里——的人会谈到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这个人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恶毒的卡波（译注：在集中营里管理其他囚犯的犯人），对其他犯人们那么残忍，使得许多犯人死去。

　　或者为什么这另一个男人或女人会做这么勇敢的事，有时为了别人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或者把他们的面包或一个小马铃薯或稀稀的汤让给挨饿的人吃，虽然他们自己也饿个半死。或者有些人——男人，女人——会只为了一点食物而杀掉或出卖另一个人。在集中营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大不相同，有的怯懦而自私，有的勇敢而坚毅——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但是在奥希维兹这种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丁哥，你却不能要求这个人做‘好事’或‘高贵的事’，一如平常的世界。

　　在任何地方，如果这个人做了一件高贵的事，你会钦佩他。但是那些纳粹分子却是些杀手，他们没有杀人的时候，就忙着把人变成有病的野兽。因此如果人们的行为并不高贵，甚至像野兽一样，你必须了解它，痛恨但同时也怜悯，因为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也很容易会有像野兽般的行为。”

　　苏菲停顿了一会儿，紧闭着双眼沉思，然后再次茫然注视远方。“所以我仍然有个谜团。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一切，也知道纳粹将我变成有病的野兽，和其他人一样——我为我所做的事情深感愧疚。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罪恶感。”她又顿了一下后说：“我想这是因为……”但是她犹豫着，没有说完她的想法，我听见她的声音有一丝战栗——或许因为她已经累了——当她说：“我知道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也许这是德国人所留给我的最糟的一件东西。”

　　她松开我的手，转过头来望着我说：“我用双手抱着霍斯的靴子。我将脸颊紧贴着那冷冰冰的皮靴，似乎那是温暖的毛皮制成的。你知道吗？我想我甚至还伸出舌头舐着那双靴子，舐着纳粹的靴子。要是霍斯拿一把刀或枪给我，叫我去杀死某个人，犹太人，波兰人，都无所谓，我会不加思索的服从他的命令，只要我能够再见到我的儿子，再拥抱他一次。

　　“然后我听见霍斯说：‘站起来！这种表示对我是一种冒犯。站起来！’但当我慢慢站起身时，他压低了声音说：‘你当然可以见到你的儿子，苏菲。’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然后——哦，耶稣基督，丁哥，他真的再一次拥抱我，低声说：‘苏菲，苏菲，你当然可以见你的小儿子。’他说：‘你以为我会拒绝你这个请求吗？你以为我是个恶魔吗？’”

　　§十一

　　“儿子，北方人相信道德有种真正的特权。”父亲慎重的用食指抚下他的新眼镜，说：“但是，北方人错了。你认为哈林贫民区比南安普顿的花生田更代表黑人的进步吗？你认为黑人会以住在那个令人难忍的脏地方为满足吗？儿子，有一天北方人会为这些自以为宽宏大量，这些以‘容忍’之名表现的种种姿态而深深悔恨。有一天——记住我的话吧——将会清楚地证实北方人的偏见比南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南方偏见是公开的。但是在这里……”

　　他停住口，再次碰碰他的眼镜。“想到这些贫民区里的暴力和怨恨，真是令我悚然。”父亲终其一生是南方的自由主义者，深知南方的不公平，从没有想过将南方人种种不合理的种族罪恶，转移到北方人的肩上；因此，我略感惊讶的听他诉说，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的话竟是何其正确的预言。

　　凌晨不知几点，我和父亲坐在迎宾饭店灯光幽暗、人声絮絮的酒吧里。他到纽约不到一个钟头，就和一个叫麦基的出租车司机（牌照号码八六〇八）吵了一架。老头子（我这么称呼不过是亲昵的家乡语；事实上五十九岁的父亲神采奕奕，非常年轻）并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但他的额头破了一块皮，流了一点血，因此不得不贴上一小块绷带。等到恢复秩序后，我们坐着饮酒聊天，多半谈着隔绝北方荒芜都市和南方草地的鸿沟。我不只一次阴郁地想到我父亲和出租车司机的纠葛，使我由最近感受到的气馁中分神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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