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4)

四

　　正是由于这种对书籍的爱好，使得父亲最后决定让我从事印刷业，虽然我的哥哥詹姆士已经学了这一行业。一七一七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副铅字模，在波士顿开办了一个小印刷厂。对我来说这当然远胜过父亲的职业，不过内心里我依然向往着航海。父亲为了防备这种渴望成为现实，立即叫我去跟哥哥做学徒。我抗拒了一些时候，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与詹姆士签订师徒契约。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按照契约规定我的学徒要到二十一岁才能满师，而且只有在最后一年才能领取一个熟练工的薪水。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学得了熟练的技艺，成为他的得力帮手。那个时候我已经能读到一些好书，因为我结识了一位在书店的学徒，有时我能够从他那里借些书来看，我总是很小心地保持书本的整洁，尽快地归还。经常是晚上借来书，第二天早晨就去还，这样一来不会有人察觉少了书。因此我常常是到深夜还坐在房间里读书。

　　没过多久，我引起了一名精明的商人马太·亚当斯先生的关注。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家里有一大批图书。他经常光临我们的印刷厂，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藏书室，并且慷慨地允许我随意挑选借阅。我那时候正迷上了诗歌，自己也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所以大加鼓励，并且要我编写几首即兴歌谣。于是，我就写了两首叙事诗，一首是《灯塔悲剧》，讲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在海上遇难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谣，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作“黑胡子”）的事情。这两首诗都是用贫民谣小曲的格式写的，行文颇不雅，并没有什么价值。诗歌印好以后，哥哥就让我拿到镇上去卖。第一首诗十分畅销，因为它所讲述的事件就发生在不久以前，曾经轰动一时。这一成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是父亲却对此大加嘲笑，他说诗人大都是些穷光蛋。这使我十分扫兴，我终于没能成为诗人，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即使成为诗人，恐怕也是很差劲的。但是，练习写作散文却对我的一生有极大帮助，我人生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此。因此我将告诉你，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我是怎样掌握写作散文这门技能的。

　　在我们的镇上还有一个酷爱读书的小伙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和他交往密切，不过我们时常争论，我们也的确喜欢争论，相互间都希望能够驳倒对方。可是，这种爱好争辩的癖好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争论往往会产生摩擦，朋友之间一有矛盾就很难和睦相处，结果不但交谈被破坏，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敌意。要不然的话，这倒是一种加深友谊的好方法。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可能是从阅读父亲的宗教辩论的书籍中染上的。以后，我注意到除了律师、大学教授以及在爱丁堡受教育的各种人士以外，绝大部分明白事理的人都没有这种陋习。

　　有一回，不知是为什么，我和科林斯展开了一场争论，问题是妇女是不是应该接受教育、她们有没有学习知识的能力。他固执地坚持妇女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她们受教育很不适宜。也许是为了争论的缘故吧，我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他向来比我能说会道，词汇丰富，出口成章，说起来滔滔不绝。他之所以占上风，在我看来是因为口齿伶俐，绝非他的论据比我充足。

　　我们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就这样分手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观点阐释明白，而一时又没法再见面，因此我就拿起笔来，把我的论点整理清楚，写成文章寄去。他也用信来回答，于是我再回信答复。这样一来，我们每人都写了三四封信。父亲碰巧看到了我们写的东西，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之后，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却趁此机会和我讨论起了文章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虽然我在文词的拼写和运用标点上要强过对方（这当然得归功于印刷厂），可是在措辞的优雅、陈述问题的严谨和条理的清晰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对方。他对此一一举出例证，使我心里信服。我以为他的评论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开始注意文章的写作方法，下决心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偶然看到一本《旁观者》的第三卷，以前，这一套书我一卷也未见过。于是我把这一卷买下来，反复读了好几遍，真是乐趣无穷。我认为此书的文章写得妙极了，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模仿它的风格。这样一琢磨，我就选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归纳出每段表述的要旨，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得起的合适词句重新组合句子，尽量按其原来的内容充分展开，重新写就这篇文章。然后将原文与我写的复制品做一个比较，找出其中的错误，一一修正。我发现自己的词汇太贫乏，或者说不能在需要的时候想出恰当的词汇来，使要表达的内容即刻变为言词。我想假如我继续坚持写诗的话，这种技能早应该掌握了。因为要配合诗歌的韵律，即使是相同的含义也要使用长度各异的词汇，而且要讲究押韵，还需要声调各不相同的词。这样就会迫使我不断地搜寻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也就会使我牢牢记住形形色色的词汇，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词汇了。于是我找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把它们改写成诗歌。

　　一段时间后，当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些故事的散文体之后，再把它从诗的语言恢复还原为散文。有时候，我还有意把文章的内容次序打乱，过些日子再重新进行整理，设法使它们恢复原来的排列次序。然后再来展开句式完成全篇。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如何整理思想表达方式。到后来，我又把自己所作的散文和原文进行比较，找出里面的错误一一订正。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洋洋自得地以为在某些不太起眼的细节上，自己竟然对原来的章法和语言做了某种改进。这又促使我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不错的英语作家，对此我心里寄予了极大期望。可是，我只有在晚上或者早晨去上班之前才有时间做这些练习，不然就只有在星期天。一到星期天，我就设法逃避上教堂做礼拜，尽量能够独自待在印刷厂里。要是我还在父亲的管教之下的话，他是一定会逼我上教堂去的。虽然如此，我当时还是认为做礼拜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只是我实在挤不出时间来履行这项义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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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我十六岁的那一年，也是极为偶然，我见到一本屈里昂写的一本宣传素食的书，我决定尝试一番。那时候我哥哥还没有结婚，我们自己不做饭，师徒全都在另外一户人家搭伙。我不吃荤给大伙儿带来了不少麻烦，常常因为这种怪癖而受他们的责备。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介绍的烹调食品的方法，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然后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伙食自理，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还能够从这笔钱中再节省一半。这可为我买书增加了一大笔资金。这样做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就是当哥哥和别的徒工去吃饭，我可以一人留在印刷所。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中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所以我比以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我曾经因为不懂算术而遭到人们的羞辱，在学校里也有两次算术成绩不及格。因此我就把考克尔的算术教本找了来，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我还读了舍勒和斯图美有关航海的书籍，从中学到了一些几何知识，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于这门学科没有做过更深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还读了洛克的《论人的理解力》和波尔·鲁耶学院教授们所著的《思维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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