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1)

一

　　第一章莱德维尔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说你会失明的话呢？他端坐在那里，头上歪戴着一个圆圆的反光镜，像动画片里的独眼巨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迟早会失明的，现在应该开始做准备，学学盲文、练习一下走路。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有意思了。谈话是在丹佛一个医生冰冷的诊所里进行的。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既没去医生的诊所，也没去过那个城市。我想，当时我并未多说什么，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以前我看过很多医生，但从来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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