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_波谢洪尼耶遗风

六三

　　“得了这种病非讨饭不可！”

　　“但愿上帝保佑，千万别得这些病，”父亲说道，他近来已经开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对，不管是谁，得了病总是不好受的，不过，病也是各种各样的。我有一个做买卖的朋友，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老是发愁、伤心罢了，也役旁的。看医生吃药，请神甫念经，还去求了侍奉上帝的圣徒，都不顶用。”

　　“也许是别人的毒眼把他盯出了毛病，要不就是魔鬼附了身……”母亲猜道。

　　“也许是吧。”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女人，也总是抱怨说是心里愁闷。可是在教堂里，人家一唱《天使颂》或者唱领圣餐诗，她立刻叫嚷起来。什么办法也治不了她：请神甫来念经；村长用鞭子抽了她好多次——她还是那样。她叫嚷的时候，肚子鼓得挺大，象座山，您想想那光景吧。”

　　“这样，魔鬼就赶忙从她肚子里冲出去了，”外祖父说了句笑话。

　　“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为她想尽了办法，全不顶用，只好撒手不管。人家不赶她去替地主干活，她也不到自己地里去干活，坐在家里百事不千。”

　　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外祖父轻轻打着哈欠，甚至打起盹来。大家吃完点心，大声推开椅子。外祖父行了饭后亲吻礼（母亲和所有的孩子走上去吻他的手），便到自己卧室里去休息。

　　老头子睡午觉的时候，母亲一刻也不歇。她和娜斯塔霞坐在客厅里（离外祖父的房间很近），谈得非常起劲，连我们也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告诉我，姨太，你们怎么想起上我们这儿来的呢？”母亲问道。

　　“是我劝他来的；他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上这儿来的。我对他说，他们盼您盼了多少年啦，可您老是不去。”

　　“唔，谢谢，谢谢你，亲爱的！”

　　“不过，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知道以后，他可气炸啦！他从莫斯科郊区赶进城来，大嚷大叫：‘您敢到札特拉别兹雷家去！我禁止！’他甚至摔烛台砸人，险些儿砸破老爷子的脑门儿！”

　　“居然砸起亲父亲来！爸爸怎样说呢？”

　　“他倒没什么。他说‘呶，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是啊，父母的心多好！儿子要行凶，老子却心平气和地说：‘呶，没什么，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儿子折磨他，骂他，他全准备忍受！”

　　“我们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里，可是二少爷一个劲儿的闹，一个劲儿的闹！他说：‘我一辈子记得那个臭安娜！’他居然骂，骂您，太太，就是说，用最难听的话骂您！”

　　“让他去骂吧，又骂不掉一块肉，只要……”

　　母亲没有把话说完，沉思了一会。兄弟的辱骂，她的确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他的威胁，她却很害怕。唉！尽管目前她得到了胜利，但是她脑子里时刻忘不掉心事：无论她怎么卖力，无论父亲对她说过什么体己话，她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将是劳而无功，她的全部胜利将是过眼云烟，老头子的财产迟早准会落到他那个忤逆不孝的宝贝儿子手里。

　　“所以他一走，巴维尔·波利西奇立刻坐下来给您写了那封信……”

　　“谢谢你！谢谢！唔，那个……”

　　母亲不敢直接说“遗嘱”二字，娜斯塔霞却能领会“那个”的意思。

　　“您是说遗嘱吧？”她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在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吵嘴那天晚上，他们把克留克文叫来，跟他在书房里小声谈……”

　　“谈什么？”

　　“想必是谈遗嘱。”

　　“但愿如此！”

　　“太太，您还是问一问他吧！”

　　“嗳，瞧你说的！我去问他，他准会把我轰出去，准会把我轰出去！要是你……”

　　“我刚开口，自己就后悔了。差点儿没给撵出去。”

　　“唉，爸爸呀，爸爸呀！他样样都好，就是这……”

　　“太太，您也别太担心！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他一想起来，马上就会立遗嘱。难道没有遗嘱您什么也得不到吗？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吧？”

　　“话是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方，可是我和阿丽娜妹妹——我们两个都是分出去了的女儿。我们给爸爸立过文契。”

　　“您要是不立文契就好了。”

　　“我哪能不立！那时我刚满十五岁，还不懂得这种文契是干什么的。我要是不立文契，他就说，‘好吧，什么也不给你，你当一辈子老姑娘！’我立了文契，他答应给我六万卢布的陪嫁，后来却只给了三万。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和我的姑子们为这三万卢布可把我折磨够了。”

　　“唉，罪过罪过！”

　　“常言说得好，胳膊肘儿离得近，可就是看得见咬不着。依你看，老头子的钱，至少有多少？”

　　“钱的事儿，他总瞒着我。不过，他现在也还在攒钱。有时候他把钱存到监护院去。他非常吝啬。一天比一天吝啬。头些日子听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仆人说，似乎有一百万卢布。”

　　“他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兴许是二少奶奶在饭桌上讲出来的。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不在家里吃饭，二少奶奶说话就随便了。她说：‘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老头子有一百万卢布！’”

　　“一百万”这个数字使母亲陷入更深的沉思中。她一声不响，长久地望着窗外，用手咚咚地敲着桌子，她的脑子分明被“一百万”这三个字塞满了。

　　“费你的心吧！”她终于说，“你干脆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给您解闷儿，您也该让我快活快活呀！’”

　　“这倒不错，我就照您的话去说吧！”

　　“就这样去说吧。要是……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我得到了……”

　　“您说的什么，太太！难道我是贪图钱财才……”

　　“你听我说：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费你的心吧！”

　　这种谈话单调地、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老是在同一个题目上兜来兜去。只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插进来的时候，谈话才被打断：或者是女管家走到门口，请母亲出去办件事；或者是娜斯塔霞忽然感觉出外祖父打了个呵欠，便轻声走出房去，在老头子的卧室的门上倾听一阵。

　　三点钟，外祖父又来到客厅里。我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牌戏。

　　“爸爸！点心还没弄好，先打打牌吧？”母亲提议道。

　　“不打喽，”这一次外祖父拒绝了，使我们非常失望。

　　“爸爸，那就请您原谅我，我要出去张罗一下。”

　　“去吧。”

　　外祖父默默地坐了一阵，打了几个阿欠。他终于对我们说：

　　“你们在上学么？”

　　“我们在上学，爹爹。”

　　“斯杰班，你念几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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