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故事(29)_埃里奇·西格尔

二九

　　多亏了我那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才能在一家本来不肯赊账给学生的食品杂货店里开了个记账户头。然而我的名字却又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们吃了亏，那就是詹尼要去教书的那所学校：荫巷小学。

　　“当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学校比的，”校长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对我妻子说，接下来她又说了好些话，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是不会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长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讲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两分钟之久的一连串“呵呵呵”了。詹尼说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别人一样付房租，惠特曼女士还觉得詹尼真会说俏皮话哩。

　　詹尼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发挥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设想惠特曼女士凭她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该可以捞到多多少少好处。但是接下来詹尼却问我肯不肯退了学来养她，让她进修教育学课程，好进公立学校任教。我通观全局，郑重其事地考虑了大约两秒钟，得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

　　“扯淡。”

　　“看你多会说话，”我妻子说。

　　“那我该说什么好呢，詹厄——也来一个‘呵呵呵’？”

　　“算了吧。还是跟我学吃意大利面条吧！”

　　我学了。我学会了吃意大利面条。而詹尼的烹调手法也确实变化无穷，做出来的面条总是别具风味。靠我们暑期里挣下的钱，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诞节邮局的忙季我还打算去做一阵夜工，赚些外快，这样几下一凑，我们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自然，我们有不少电影没能去看（她还有不少音乐会没能去听），不过我们的收支总算碰头了。

　　收支总算碰了头，可是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也处处都走到了头。我是说，我们两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还是在坎布里奇，从道理上说，詹尼也可以跟她音乐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还得把晚饭做起来（在外边吃饭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从不来打搅我们。我是说，他们都不来邀请我们，免得我们也非回请他们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也不看了。

　　我是校队俱乐部会员，本来有资格坐在会员坐的五十码线处的特座里。可是一张票要六块钱，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对，”詹尼跟我争，“是六块钱。你别带我，一个人去好啦。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就听观众嚷嚷‘加油呀’，可你却欢喜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我往往就这样回答她，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再说，这个时间我也可以用来学习。”不过，一到星期六下午，我还是会把半导体收音机贴着耳朵，把球迷们的助威呐喊听上个半天，从地理上说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鲁比赛的时候，我利用校队俱乐部会员的特殊权利，给法学院的一位同学罗比·沃尔德弄到了座位。罗比感激涕零地离开我们的住处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给她讲一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校队俱乐部会员专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给她解释：不管是老是少，个大个小，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运动场上给堂堂哈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样？”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说，“地上水里都一样。”

　　“就是你不一样，奥利弗，”她说。“你是个‘冰冻了的’。”

　　我没有接她这个话茬。我以为这无非还是詹尼弗嘴利，说句俏皮话顶顶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问哈佛大学的体育传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含义。譬如说，隐隐约约可能就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军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四万五千观众，可只要是当年的运动员，就会全部去坐在那个特座区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还有“冰冻了的”。那些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运动场，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省六块钱？

　　算了，她心里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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