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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每天晚上火车站都展现一幅群魔乱舞的场面,一帮醉酒的人怪声怪气地大叫大唱,又打嗝又呕吐,有些人肚子里的酒实在装得太多,只好用搬运行李箱子的运货车把他们运到车厢前面,列车就装满了酗酒者的狂呼乱叫和怪里怪气的歌唱返回德国。这些欢天喜地的巴伐利亚人当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要遭到可怕的报复,因为等到克朗稳定下来,而马克相反,却以难以想象的比例大幅度贬值时,奥地利人从同一个车站开过边境,也要廉价痛饮啤酒。同样的一出戏第二次开场,当然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两边通货膨胀时进行的这场啤酒大战,是我的一段最为奇特的回忆,因为它以形象而怪异的方式,具体而微地把那年代的全部荒谬疯狂的特性,也许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最奇怪的是,我今天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这些年里,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奥地利每个人又都拥有了成千上万的克朗,而在德国,弄到几百万马克来支付每天最起码的生活必须。但是神秘莫测的是,大家就有了这些钱。大家习惯了、适应了这种混乱的形势。没有经历那些年代的外国人理所必然地会这样设想,那年头在奥地利,一枚鸡蛋值的钱,在先前可以买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值四亿马克,——这么多钱先前可以买下大柏林地区所有的房产——在这种时候,妇女们一定披头散发,像疯女人一样跑过几条大街。商店里空无一物,一片荒凉,没法再买到什么东西。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照例应该全都空无一人,完全闲置才对。

  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延续生活的意志比货币的不稳定性更为坚强。就在财政混乱当中,每天的生活居然不受干扰继续进行。就个人而言,改变许多。有钱人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和国家公债里的钱大大缩水。但是投机商却大发横财。命运的飞轮快速旋转,不顾个人的命运如何,按照自己的节奏转个不停,一切都不停顿;面包师傅烘烤面包,鞋匠制造皮靴,作家写作书本,农民种地,列车照例按时开来开去。

  每天早上,报纸在惯常的时间放在门口,唯独娱乐场所、酒吧、剧院人满为患。因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从前最牢靠最稳固的东西——金钱,每天贬值。人们现在对人生中真正的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评价更高——全民在灾难之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力以赴,更加紧凑;少男少女到山间漫步,晒得黑黝黝的回来。舞厅里乐声大作,直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到处创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生活和写作从来也没有像在那几年那样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我们先前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在奥地利从来也没有比在那混乱的年代里更加热爱艺术。由于金钱背叛我们,我们感到,只有我们身上永恒的东西才真正恒久不变。

  譬如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极端艰难的日子里看过的一次歌剧演出。大家摸索着走过半明不暗的大街,照明因为煤荒受到了限制,大家花了一大捆钞票买到了一张顶层的座位。过去用这笔钱订一个全年的豪华包厢都绰绰有余。大家穿着大衣坐在座位上,因为剧院大厅没生暖气。大家和邻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大厅过去观众身着耀眼的制服和珍贵的礼服,何等光彩夺目,如今看上去多么凄惨,多么灰暗!如果货币继续贬值,煤炭供应就这一周,以后不复供应,谁也不知道,下个礼拜这歌剧是否还会继续公演。

  在这极端奢华、富有皇家气派的大厦里,一切都显得倍感绝望。乐师们坐在乐谱架前,也都像是灰色的影子。他们穿着过去穿旧了的燕尾服,瘦骨嶙峋,各种物质匮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自己在这座鬼影憧憧的剧院里也都形同鬼魊。可是紧接着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往两边拉开,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妙的景象。每一个歌手,每一个乐师都竭尽最后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感到,也许这是在这心爱的剧院里最后一次演出。我们侧耳谛听,细细倾听,从来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倾听。我们大家,成千上万个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都这样生活;每个人在这几周、几个月、几年里,在沉沦前的这段时间里,都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我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身上像当时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求生的欲望,事关最后关头:为了生存,为了延续生命。

  然而尽管如此,要我向什么人解释,遭到掠夺、穷困不幸的奥地利当时怎么能够撑下来的,我还是会感到窘迫不安。右边在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左边匈牙利在贝拉·孔的领导下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可是革命并没有蔓延到奥地利来,这点我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看来炸药并不缺少。大街上到处是退伍返乡的士兵,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对发战争财、发通货膨胀财的人荒淫无耻的穷奢极欲怒目而视。军营里一营“红色卫队”,已经子弹上膛,根本没有和它对垒的组织存在。两百名意志坚定、下定决心的汉子在当时就能拿下维也纳,拿下整个奥地利。可是什么严峻的事情也没发生。

  只有一次,一群纪律散漫的家伙试图发起一次暴乱,可是五六十个武装警察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于是奇迹成了现实;这个遭到掠夺的国家切断了它的力量的源泉,它的工厂,它的煤矿,它的油田,拥有的是变得一文不值、雪崩似的飞速贬值的纸币,这个国家居然撑住了,坚持下来,——也许多亏了它的特点,因为人们过于孱弱无力,过于饥饿难熬,无法再为争取什么而抗争。

  但是也可能是多亏了它那最为秘密、它那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它那与生俱来的妥协精神。因为国内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这国家面临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捐弃了它们深沉的内在矛盾,组成了联合政府。它们互相让步,来避免可能把整个欧洲都席卷进来的一场灾难。情况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巩固起来,使我们自己深感错愕的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个切割得残缺不全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当希特勒跑来,想把这个乐于牺牲、忠诚可靠、在匮乏之中也表现得绝顶英勇的民族所拥有的灵魂夺走之时,这个国家甚至愿意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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