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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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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本身看上去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必须是维也纳人,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次提拔对于一个人的升迁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来我就从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一夜之间跻身于一批名人的行列之中,而从这最初的时刻起,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对我就恩宠有加,他就立即利用一次偶然的契机,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写道:在维也纳别尽想着艺术颓废。相反,现在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可以期待他们会创造出最佳成就。他首先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一个具有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显赫名声的人,尽人皆知,因而身在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作为第一个人公开为我说话,我的确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特别的褒奖。而我没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活动,甚至参加领导工作,——显然是不知感恩——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沉重的决定。 但是我没能成功地和这个运动建立什么联系,使我和这运动疏远的原因,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党内同志对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缺乏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今天,这种态度实在没法理解。东方的犹太人责备他对犹太民族毫不理解,他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也一无所知,国民经济学家把他视为杂文作家,每个人都持有异议,而且态度并非永远极为恭谨。我知道,在当时,完全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使赫尔茨尔最最感到慰藉。在这个圈子里,这种动辄反对,争吵不休,强词夺理的精神,缺乏真诚的忠心的顺从关系,使我和这个运动疏远,而我只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才好奇地接近这个运动的。 有一次,我和赫尔茨尔谈起这个题目,我公开地向他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这种缺乏纪律性的状态表示愤怒。他面带一丝苦笑说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玩弄各种问题,用各种思想争论不休。我们犹太人两千年来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实践在世界上办成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条件地献身还得到时候现学,我个人到今天也还没有学会献身。因为我还一直在担任《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而我的职责所在应该是除了这一个念头之外,不得有别的念头,不得在纸上为其他任何东西写一笔一画。不过我现在已经在改过自新,我自己也要现学无条件的献身,也许其他人也都跟着在学。” 我还记得,他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赫尔茨尔这么久未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里的职位——我们都认为,他是为了养活全家的缘故。而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奉献给了犹太复国事业。而这些,世人要等很久以后才会听说。不仅是我和他的这次谈话,他日记里的许多记载也都向我证明,在这种矛盾分裂的状态下,他是多么痛苦。 我后来还和他见过几面。但是在所有这些邂逅之中,只有一次我觉得十分重要,值得回忆,难以忘怀,也许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我在国外呆了一阵——和维也纳只有书信联系——,后来终于有一天在市立公园里和他相遇。他显然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有点佝偻,不再是过去那种弹性十足的步伐。我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想要走开,他却很快伸直身子,走来把手伸给我:“为什么您躲了起来?您完全不必躲开。”我常常避到国外去,对此他评价很高。“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他说道。“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外国学的。只有在国外,你才习惯于拉开距离进行思考。我确信我在这里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去制定那第一个构想的。人家会把我的这个构想,还在胚胎萌芽状态就彻底破坏净尽。 可是感谢上帝,等我把这构想带到这里来,一切都已完成。他们除了捣乱,什么都干不成。”然后他气恼地谈起维也纳,他在这里遇到的阻碍最为强烈。倘若不是从国外,特别是从东方,后来也从美国传来新的动力,他也许已经疲惫不堪。“总的说来,”他说道,“我的错误是,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三十岁就当上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正是年富力强,最佳的战斗年华。至于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我就根本不想再谈了。您能知道,想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我多么痛苦,那就好了。 我后悔没有更早地投身到我的使命中去,倘若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意志一样坚强,那么一切还都很好。可惜岁月流逝,无法追回。”我还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停下来伸手给我,说道:“为什么您从来不到我家里来?您从来没到我家里来看我。事先来个电话,我会专诚接待您。”我答应去看他,同时暗下决心,绝不兑现这个诺言。因为我越爱一个人,就越发不愿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望他了。也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当时使他低头的疾病,突然把他打倒。我只能送他前往墓地。七月的一天,一个奇特的一天,每个经历过这一天的人都难以忘怀。因为突然之间,从城里的各个火车站,每列火车,不分白天黑夜,从所有的帝国和国家都有人群涌来,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犹太人,来自各个行省、各个小城,他们突然蜂拥而至,脸上还布满了噩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大家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抬进坟墓里去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这使得从前的激烈争吵和蜚短流长,全都消失不见。无尽漫长的人流。维也纳一下子发现,这里不只是一个作家,或者平庸的诗人去世,而是一位思想的塑造者。 这样的思想塑造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会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中胜利地傲然崛起。在公墓里突然乱成一团;太多的送殡者涌向他的灵柩,嚎啕大哭,大放悲声,抢地呼天,绝望的心情突然爆发,声震四方,简直变成一阵狂叫,一阵怒吼;发自肺腑,无比激烈的悲哀迸发出来,打破了所有的秩序。我以前在葬礼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以后也从未见过几百万人汇成的整整一个民族,从内心深处像洪水般迸发出这种无比强大的痛苦。从这种深切的痛苦中,我第一次可以衡量出,这位特立独行、孤军奋战的人,通过他思想的力量,把多少激情和希望抛进这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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