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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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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学教育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很是实际,便于使用,颇有益处,在我看来,对于富有独创性的人,并非不可缺少,甚至会对他们产生阻碍的作用。特别像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的一所学校,拥有六七千大学生,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之间有益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另外过分忠于传统,反对时代潮流,也已落后,我没看见一个人能吸引我对他的学术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看哪个学科最能吸引我,而是相反,看哪个学科给我的思想负担最少,可以给我最多的时间和自由,来满足我自己激情的需要。 最后我决定选择哲学——或者不如说,选择“精确的”哲学,就像我们这里按照旧日的模式所称呼的那样,——但是的确不是出于内心的使命感,因为我进行纯粹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我脑子里的思想,毫无例外地总是随着事物事件和形象而发展,一切纯理论、纯形而上学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学不会的。总之,在这里,纯粹资料方面最为局限,听课或者参加讨论在“精确”哲学方面最好应付。最最必须做的事便是,第八学期上完之后,必须交出一份博士论文,参加几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妥当:整整三年时间,根本不必过问大学的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铆足劲头,生吞活剥地干掉学院式的材料,迅速写完一篇博士论文!这样,大学就给了我唯一想从它那儿得到的东西:为我一生夺得几年充分自由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人生大学。 回顾我的一生,我很少能回忆起像我大学头几年所过的这种没有大学的幸福时光。我年纪轻轻,还没有感到有责任非做出什么事情不可。我凑凑合合地还算独立自主,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都属于我,我可以读书写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学科考试的阴云还没有在万里无云的天际浮现,因为三年对我这十九岁的人来说,是何等漫长。我还可以把这三年安排得多么丰富,多么充实,多么充满意外的惊喜和馈赠!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乃是把我写的诗编成一部选集——我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精挑细选的集子。我并不羞于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十九岁学生来说,印刷机的油墨气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浓烈的芳香,比设拉子[4]的玫瑰香油更为馥郁芬芳。任何报纸接受了我的一首诗,都会给我极为脆弱的自信心,一次新的鼓舞。我是不是现在就该预先热身,进行决定性的一跃,尝试发表整整一部诗集?我的同伴们比我自己更相信我,他们的欣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便把手稿颇为放肆地径自寄到舒斯特及洛夫勒出版社,这在当时是专门介绍德国抒情诗的出版社,他们两人[5]是李利恩克隆[6]、德默尔、彼尔鲍姆[7]、蒙贝尔特[8]的出版商,是那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商。这些诗人和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同时创造了德国的新抒情诗,真是奇迹的标志!紧接着便是一个接一个难忘的幸福的瞬间,在一位作家的生活中,即使在取得最伟大的成功之后,这种瞬间也不再重复出现:一封印着出版社标志的信寄来,我把这信握在手里,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勇气把信拆开。然后屏住呼吸,阅读来信的时刻来临,出版社决心出版此书,甚至提出条件,要求出版我以后作品的特权。接着寄来一个邮包,装着诗集的校样。 我无比激动地解开邮包,看看印刷的铅字、版心,诗集的胚胎状态。过了几个礼拜,书也寄来了,最初的几本书。我把这几本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比来比去,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然后就是孩子气地跑到各家书店,看看是不是已经有样书陈列出来,是放在书店当中显著的地方还是塞在书店边上不显眼的地方。接着我就静等来信,等待最早的几篇评论,等待从陌生的地方、捉摸不定的地方发出的第一个回答——感到情绪紧张,心情激动,热情高涨,每一个年轻作家抛出处女作时,都会这样,为此我暗自羡慕他们。但是我的这种高度喜悦,只是最初时刻的陶醉,并非洋洋自得。 我自己不久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这些早年的诗歌,这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不仅没有让这部《银弦集》(这是我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处女作的书名)再版,也没有把集子里的任何诗篇收入我的《诗歌全集》。这都是一些凭着模糊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感受写出的诗歌,不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诗句,全是出于语言激情之作。不过,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有足够的形式,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我无法抱怨说没有得到人家的鼓舞。当年统领诗坛的两位抒情诗人,对我这个十九岁的新人表示衷心的、可说是同伴似的赞赏,里尔克这位被我崇敬有加的诗人,为了表示感谢我赠送给他的这本“如此优美的诗集”,把他新近创作的诗篇汇集的单行本加上“谨致谢忱”的献词回赠给我。 这本单行本是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我把它从奥地利的瓦砾堆中救出,一同带往英国。(今天它可能流落到何方呢?)当然,里尔克给我的这第一份友谊的馈赠,最后总让我感到有些鬼气森森,这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份——为时已有四十年之久,那熟悉的字迹从死人世界向我致意。然而,一切意外事件中最最出人意表的惊喜,乃是马克斯·雷格尔[9]写信给我,要求我允许他为诗集中的六首诗谱曲。他是和理查·施特劳斯齐名的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此后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人演唱这首或那首我自己的诗歌,可是它们早已被我自己忘怀,早已被我扬弃,是通过一位大师的兄弟般的艺术才把它们一直保留下来。 这些意想不到的赞许,再加上一些友好的公开评论产生的影响,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按照我那不可救药的自我怀疑,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至少不会这么早就迈出这一步的。早在文科中学时代,除了诗歌之外,我还在“现代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型的中篇小说和杂文、随笔,可是从来也不敢把我的那些习作,向一家势力强大、广为流传的报纸投稿。在维也纳,其实只有一家独一无二的高档次的新闻报纸《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态度高雅,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在政治上极有威望,对于整个奥匈帝国而言,其地位犹如英语世界的《泰晤士报》,法语世界的《时代报》(Temps);即便是德意志帝国的许多报纸,也没有一份达到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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