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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那些流动的卖淫女,无数卖淫的姑娘在大街上寻找客人,她们相当于骑兵或者步兵,在维也纳一般称之为“线上的姑娘”。警察在人行道上给她们画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她们只得在线内招徕顾客;不分白天黑夜,甚至直到破晓黎明,她们拖着一身好不容易买得的虚假的漂亮装饰,即使冒着冰雪雨水,走在街上,一再向每一个过往行人挤出满脸诱人的微笑,而她们化妆粗劣的脸业已疲惫。自从大街上不再充斥着这群饥肠辘辘、满心忧郁的女人,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变得更加美丽,更有人性。这些可怜的女人强颜欢笑,出卖欢情,漫无止境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条道路:通向医院的道路。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群卖笑的女郎,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有些顾客还希望更加舒适,更加隐蔽一些,不愿在街上追逐这些飘忽不定的蝙蝠,或者这些可悲的极乐鸟。他们要更加舒服地享受爱情:要在灯火通明暖谷如春的地方买春,有音乐有舞蹈,还有富丽奢华的气派。对于这些顾客设有“房门紧闭的房子”,妓院。那里用一种所谓的富丽堂皇的陈设,俗不可耐的奢侈排场装饰起来的“沙龙”聚集了姑娘们,她们有的穿着贵妇的衣衫,有的明目张胆地穿着睡衣。

  有人弹着钢琴,有音乐助兴,先是喝酒、跳舞、闲聊,然后一对对男女悄然退进卧室;有些高级的妓院,特别在巴黎和米兰,拥有某种国际声誉,天真的人在那里会产生幻想,以为应邀走进了一家私人住宅,里面有些感情奔放的社交界的女性。从表面上看,这些妓院里的姑娘比四下游走的街头野鸡日子要过得好些。她们不用冒着风雨在满地泥泞的小巷里穿行,这些姑娘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着漂亮的衣衫,吃得丰盛,尤其是喝得畅快。实际上她们都是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用高利贷的价钱向她们提供身上穿的衣裳,用精打细算的方法来索取她们的膳食费,即便是最勤快最能吃苦耐劳的姑娘,也都欠债,遭到拘留,从来也不可能依照本人的自由意志离开这座妓院。

  撰写一部某些妓院的秘密历史想必非常刺激,基本上也对那个时代的文化起到文献的作用。因为这些妓院隐藏了极为稀奇古怪的秘辛,那些平素如此严格的官厅,不言而喻,对此全部非常熟悉。妓院里有几扇秘密的小门和一道特别的楼梯,——有人风言风语说,最高层社会的成员,即便是宫庭成员也会通过这道楼梯前来光顾,而不致为平头百姓看见。这里面有装满镜子的房间,和那些特殊房间,可以窥见隔壁房里一对对男女正浑然不觉地尽情欢娱。

  还有怪异已极的化妆服饰,从修女的服装一直到芭蕾舞女的装束,锁在柜子里供特殊的恋物狂者使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社会,同一种道德,看见女孩子骑脚踏车便愤怒异常,可是当弗洛伊德以他平静、清晰、切中要害的方式确定一些他们不愿领悟的真理时,他们就宣布这是玷污了科学的尊严。同一个世界,它慷慨激昂地捍卫妇女的纯洁,却容忍这种可怕的自我卖身的行径,并且加以组织,甚至从中牟利。

  读了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小说,千万不要上当,对于年轻人那可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年轻姑娘们受到家庭的监督,囚居在家,关得密不透风,与世隔绝,身体和精神的发展全都受到阻碍。而青年男子又被一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道德所逼,去干一些偷偷摸摸、阴险狡诈的勾当。大大方方老实正派的关系,照理恰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会给青年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事情,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到。那代人当中谁若想诚实地回忆起他最早和女人的一些交往,只能找到少数插曲,他回想起来,真能感到没有丝毫阴影。因为除了社会的压力不断迫使他小心谨慎、严加遮掩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因素使心灵蒙上阴影,即使在最为缠绵悱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刻也是如此,那就是害怕传染。

  在这点上,和今天的青年相比,当时的年轻人也很吃亏。因为不要忘记,四十年前性病传染之广远比今天严重百倍,其危害性和可怕的程度也比今天严重百倍,因为当时的医疗方法还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疾病。今天如此迅速、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使得这种疾病仅仅只是一个插曲,这样一种科学的可能性当时还并不具备。今天在中小型大学的医院里,多亏保尔·埃尔利希[16]的治疗方法,往往要等上好几个礼拜,一位大学教授才能向他的学生展示一个刚刚染上梅毒的病例。而当时部队里和大城市里的统计显示,十个年轻人起码有一两个成为这种传染病的牺牲品。

  当时的年轻人不断被人警告,要注意这种危险;走在维也纳的街上,每隔六七幢房子就能看见一个牌子:“皮肤病性病专科医生”。害怕传染之外,当时治疗的方法令人恶心,使人屈辱,也加剧了恐怖。对于那时的治疗方法今天人们也同样一无所知。染上梅毒的病人,一连好几个月身上都抹上水银,其后果是,病人牙齿全都脱落,其它有损健康的现象也随之出现。这种恶劣的偶然事件不幸的牺牲品,不仅心灵受到玷污,肉体也同样污秽不堪。即使经过这样一种可怕的治疗,有关的病人也一生都忐忑不安,这阴险的病毒是不是时刻会从它的包囊里又甦醒过来,从脊髓出发使四肢全都瘫痪,并且在额头后面使脑子软化。

  因而,当时许多青年一旦诊断身患梅毒,立即拔枪自尽,也就毫不足奇。因为不仅他自己怀疑,便是他最亲的亲人也怀疑他已无药可救。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总是悄悄进行的性生活,又会带来其他的忧虑种种。我若老老实实地回忆,我同年的青年时代的同伴,差不多都有那么一次脸色苍白、目光慌乱地跑来,一个是因为得病了,或者担心得了病,第二个是因为让姑娘堕胎而受到敲诈勒索,第三个是没钱瞒着家人去接受治疗,第四个是有个女侍者塞个孩子给他,他无法支付这私生子的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在妓院叫人把他的钱包给偷走了,而他不敢告发。所以说在那个虚假的讲求道德的时代,年轻人所有的经历,远比那个时代的御用诗人的小说和戏剧所描写的要更富戏剧性。那方面要肮脏得多,要更加紧张,同时又更加压抑,就像在学校里和家里一样;年轻人在情爱的环境里,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和幸福,而在他们的年龄,他们理应得到幸福。

  所有这一切,在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幅诚实的图画时,必须予以强调。因为当我和战后一代更加年轻的朋友聊天时,我往往不得不使劲说服他们,我们的青年时代和他们的青年时代相比,绝不占有优势。不错,我们从国民的意义上看,比今天一代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这代人要被迫去服兵役,要参加劳动,在许多国家要信奉一种大众信仰的意识形态,其实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制于愚蠢的世界政治的随心所欲。

  我们当时可以更加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我们的艺术,献身于我们精神上的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个人生活变得更有个性,更有个人特点。我们当时可以更像世界公民那样地生活,全世界都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旅行时可以无需护照,无需许可证。我们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没有人审查我们的信仰、出身、种族和宗教。我们的确拥有不知要多多少的个人自由——这点我丝毫也不否认——我们不仅热爱这些自由,也利用了这些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7]曾经那么贴切地说过的:“有时我们没有酒,有时没有酒杯。”同一代人很少二者兼而得之;道德若给人以自由,国家就来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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