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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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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处伸出我们的鼻子,对每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十分好奇。我们悄悄地溜进去听爱乐交响乐团的乐师们排练;我们去淘旧书店,我们去查看书店的书目,以便立刻弄清楚,昨天至今天又出了多少新书。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拼命念书,落到我们手里的书籍,我们全都拿来阅读。我们从每个公共图书馆借来书籍,我们再互相转借我们可以弄到的图书。但是我们学习一切新鲜事物的最佳学校乃是咖啡馆。 要想了解这点,首先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特别的机构,世上没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它其实是一种民主俱乐部,只要喝一杯便宜的咖啡就能参加。每个人花这点钱就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讨论、写作、玩牌、收领邮件,尤其可以阅览数量无限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比较高级的维也纳咖啡馆里,陈列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如此,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世上所有重要的文学艺术的杂志,有《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同样还有《新观察报》(Neue Rundschau)、《工作室》(Studio)和《伯尔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ezine)。所以我们对于世上发生什么事情,总获得第一手材料。 我们知道每一本新出的书籍,知道每一场演出,不论它在哪里上演,把各报的评论加以比较;也许再也没有比在咖啡馆里这样全面了解世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同时又在友好的圈子里进行讨论,对于奥地利人脑子灵活和视野开阔更有贡献的了。我们每天一连几小时坐在咖啡馆里,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多亏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对于艺术事件的五颜六色的全貌,不是用两只眼睛审视,而是用二十只,四十只眼睛注视。第一个人忽视的东西,第二个人代替他看清了。 既然我们孩子气地争强好胜,以一种运动场上的雄心壮志,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最最新的知识,想要超过别人,我们便不断地处于冀求获取轰动新闻的妒忌之中。譬如我们讨论当时还备受贬抑的尼采时,我们当中有人突然摆出一副极富优越感的样子,说道:“可是在自我中心思想方面,克尔恺郭尔[9]要比他优越”,我们立刻不安起来,“克尔恺郭尔是谁?居然某甲知道他,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便都冲进图书馆,找出这位早已湮没无闻的丹麦哲学家的作品。因为别人知道的什么陌生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恰好是发现或者预见最近的、最新的、最古怪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还没有人知道,尤其是我们可尊敬的报纸还没有广为宣传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种激情我个人还保持了多年之久)。恰好是了解那些一般人还没有公开承认的东西,知道那些难以得到的、稀奇古怪的,别致新颖、趋向极端的东西特别刺激我们去喜欢它们。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这样遮遮掩掩,这样偏远冷僻,我们集体的、互相竞争的好奇心不能从它隐蔽的地方把它搜寻出来。 斯台芬·格奥尔格[10]或者里尔克的作品在我们上中学期间多次发行,每一版二三百本,其中充其量有三四本传到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店老板把它们存在书库里,没有一个公开的评论家曾经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伙人凭着意志的奇迹,知道每一首诗,每一行字。我们这些没长胡子,尚未长足的年轻小伙子,白天还不得不去坐在学校的硬板凳上,实际上的确成为一个年轻诗人可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读者群,好奇心切、怀有批判精神,可又善于理解,自己热情洋溢,又能感染别人。因为我们激情奔放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上课期间,上学去的路上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在散步时,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小伙子,这些年里什么也没干,尽在讨论书本、绘画、音乐、哲学;谁在公众场合露面,不论是当了演员还是当了指挥,是发表了一本书还是在报上发表了文章,都变成耀眼的星辰出现在我们的天空中。 几年后我在巴尔扎克描写他青少年时代的书中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名人对我而言就像是天神,他们不说话,不走路,不吃饭,不像别人。”简直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也有同感。在马路上见到古斯塔夫·马勒,对我们而言是个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个人的胜利,第二天骄傲地向同学们报告。有一次,有人把我这个孩子介绍给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这个不同凡响的事件,弄得我一连几天都晕晕乎乎。 我作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虽说只是模糊地知道勃拉姆斯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是仅仅是他享有盛誉这一事实,他头上独创艺术家的光圈,就对人施加了令人震撼的威力。盖哈特·豪普特曼的剧作,在宫廷剧院首演,还没开始排演,已经使我们全班心烦意乱好几个礼拜;我们溜到演员和渺小的群众演员身边,想比别人更早知道此剧的情节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一个宫廷剧院的理发师那儿去理发(我并不羞于把我们干的荒唐事都说出来),只是为了获取关于沃尔特或者索门塔尔的一段秘密的消息。低年级的一个学生受到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一些同学的特别关爱: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小礼物讨好他,就因为他是歌剧院的一名负责灯光照明的检查员的侄儿。 我们通过他有时悄悄地溜到舞台上去偷看排练,一登上这座舞台我们感到浑身战栗,超过但丁升上天堂迈进圣人圈子时感到的战栗。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威力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强大,即使隔开重重阻碍,也使我们对它产生敬畏。一个可怜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眼里成了超凡入圣的人物,就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侄孙女。即便是约瑟夫·凯因茨的贴身仆人,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也尊敬地目送他远去,就因为他一个人有幸贴近这位最受人热爱、最富有天才的演员。 今天我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热情当中夹杂了多少荒唐的事情,有多少仅仅是相互模仿,有多少仅仅是运动场上不甘落后的热情,有多少是孩子气的虚荣心,觉得自己关心艺术,能够傲视周围的亲戚和老师,他们对文艺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还惊讶不止,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激发起文学的激情,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多少东西。我们不断讨论,认真分析,多么早就拥有了批判性的辨别能力。 我在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11]或者瓦尔特·惠特曼[12]的每首诗歌,还能背出其中重要的诗篇。我想,在我今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再像在中学和大学这几年里这样认真地读过书。十年后才为一般公众尊敬备至的姓名,不言而喻,我们已很熟悉,便是昙花一现的姓名,由于我们热心记取,也已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我有一次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雷里[13],我和他在文学上神交已久。三十年前我就已经读过他的诗篇,喜欢他的诗歌。 瓦雷里温和地冲着我笑道:“亲爱的朋友,您别骗我!我的诗歌到1916年才出版呢。”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描绘一番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找到的刊载他最早诗歌的那份小文学杂志的颜色和开本。他不胜惊讶地说道:“这个刊物在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啊,您怎么在维也纳弄到它了?”我便回答他:“就像您作为中学生在您所在的外省小城读到过马拉美[14]的诗歌,而文坛对他却还并不了解。”他同意我的意见:“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发现他们。” 事实上这阵风还没有吹过国境,我们就已经嗅到,因为我们一直张开鼻翼生活着。我们发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想要这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一些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东西,——而不属于我们父辈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四周人们的世界。年轻人就像某些动物,拥有一种出色的善辩风向的本能,所以我们这代人,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终结,在艺术观点上也有一些东西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一场价值的转变已经开始。 我们父辈时代的出色、作品扎实的大师——文学中的高特弗里特·凯勒[15],戏剧中的易卜生,音乐中的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绘画中的赖贝尔[16],哲学中的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17]——我们觉得他们表现了整个安全世界的悠闲自得;尽管他们在技法上,在思想上超群出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师清冷缓慢的节奏,对于我们这些躁动不宁热血沸腾的人的节奏很是陌生,已经和我们时代加快的速度很不合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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