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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

  《读者文摘》的做法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也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总有一天,所有过去的文化都会被完全重写,被完全遗忘在它们的改写背后。小说名著改编成的电影和戏剧,也不过是《读者文摘》的分身罢了。

  我无意主张艺术作品乃圣洁不可冒犯。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重写了许多别人的创作,但是他并没有去改编什么东西。他所做的,是把别人的创作拿来当作自己变奏的主旋律,而在其间,他仍是独立自主的作者。狄德罗则是向斯特恩借用了一整段关于雅克膝盖受伤、被送上双轮马车,然后由美女照料的故事。此刻,他既未模仿斯特恩,也未做任何改编,他做的是依着斯特恩的主旋律写了一曲变奏。

  相反地,我们在剧场、在电影院看到的那些出自《安娜·卡列尼娜》的移调作品正是改编之作,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原著的简本。改编者越想让自己隐身于小说背后,就越容易背叛这部小说。在简化的过程中,改编者不仅使原著丧失了魅力,更剥夺了原著的意义。

  回过头来谈谈托尔斯泰:他以小说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法,对人类的行动提出根本的问题;他发现人在作决定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存在许许多多无法以理性解释的因素。安娜为何自杀?像这样的问题,托尔斯泰直接诉诸近乎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呈现出一连串于阴暗之处操弄着女主角的非理性动机。然而,与《读者文摘》如出一辙的是,每回有人改编这部小说,总是试图将安娜的行为动机变得清楚而合乎逻辑,试图将安娜的行为动机合理化;改编的作品就这样干净利落地扼杀了小说的原创性。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倘若小说经历了改写其内涵却毫发无伤,这无异于间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平庸无奇。但无论如何,在世界文学的领域中,有两部小说是绝对无法简化的,也是全然地无法改写的,那就是《项狄传》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两部书中的紊乱巧妙至极,我们如何将之简化,同时又保留些许紊乱的精神呢?还有,该保留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将拉宝梅蕾夫人的故事抽离出来,单独做成一出戏或是一部电影(事实上也有人这么做了)。但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则魅力全失且平淡无趣的轶闻。究其实,这则故事本身的美感与狄德罗的叙事方法是牢不可分的:一、一位平民妇女叙述在某个无名之地所发生的事;二、由于故事不停地被其他的轶事和台词鲁莽地打断,因此一般情节剧的人物关系在此是无从成立的;而且,三、故事也不断地被评论、分析、探讨;然而,四、每个评论者从拉宝梅蕾夫人的故事——一出反道德剧——所得出的结论却都大异其趣。

  您若问我为何要就这些事长篇大论?那是因为我想和雅克的主人一起大喊:“人家写好的东西,胆敢把它重写的人去死吧!最好把这些人通通都阉掉,顺便把他们的耳朵也割下来!”

  §8

  当然,这也是为了说明《雅克和他的主人》不是一部改编的作品;这是我自己的剧作,是我自己的“变奏狄德罗”,孕育于仰慕之情的作品,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向狄德罗致敬”的一出戏。

  这个“变奏式的致敬”是一场多重的风云际会:不仅是两位作家的相遇,也是两个时代的汇聚,更是小说和戏剧的交会。在此之前,戏剧作品的形式和规范性总是比小说严谨许多。戏剧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劳伦斯·斯特恩。小说家狄德罗发现了如何自由运用形式,而剧作家狄德罗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将这种自由交付给我的喜剧作品,借此“向狄德罗致敬”,也“向小说致敬”。

  这出戏的结构是这样的:以雅克和主人的旅行作为一个摇摇欲坠的主轴,铺陈出三则情史:主人、雅克和拉宝梅蕾夫人的三个爱情故事。主人和雅克的两则爱情故事或多或少还跟他们的旅行扯得上一点关系(雅克的故事和旅行的关系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而占据了整个第二幕的拉宝梅蕾夫人情史,就技术的观点而言,则是一段不折不扣的插曲(这则故事和主要情节完全无关)。这种处理方式相当明显地违背了所谓戏剧结构的法则,然而正是在这里,我的主张清楚地呈现出来:

  舍弃严谨的情节一致性,而以巧妙的方法重塑整体的协调性,亦即借助于复调曲式(三则故事并非一则说完再说另一则,而是交陈杂叙的)以及变奏的技巧(事实上,三则故事互为变奏)。(因此,这曲“变奏狄德罗”同时也是“向变奏的技巧致敬”的作品。我于七年之后写就的小说《笑忘录》,其旨趣亦复如是。)

  §9

  对一个一九七〇年代的捷克作家来说,想到《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也是在某个七〇年代写就的)从未在其作者有生之年付印,只有手抄本秘密地流传于某些特定的读者之间,这感觉的确很怪。在狄德罗的时代,作品遭到查禁并非常态,然而在两百年后的布拉格,这竟然成为所有捷克重要作家的共同命运。印刷厂将这些作家扫地出门,他们只能以打字本的形式看到自己的作品。此景始于俄军入侵,至今不曾改变,而一切迹象也显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写作《雅克和他的主人》是为了我个人的乐趣,或许还隐隐约约怀抱着一个念头: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借个名字,将这出戏搬上舞台,在捷克的某个剧场里演出。代替作者署名的是我散置于字里行间(这又是一场游戏,一曲变奏)几许和旧作有关的回忆:雅克和主人这一对,是《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好笑的爱》)里那两个朋友的翻版;戏里有关于《生活在别处》的暗喻,也影射到《告别圆舞曲》。是的,都是些回忆;整出戏正是要向作家的生涯告别,一个“娱乐式的告别”。约莫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告别圆舞曲》本来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然而在此期间,我丝毫不觉遭遇挫折的苦涩,只因为个人的告别杂缠交错着另一无垠无际撼动人心的赋别仪式:

  在俄罗斯黑夜无尽的幽暗里,我在布拉格经历了西方文化的骤然终结,那孕育于现代初期、建立在个人及其理性之上、建立在多元思想及包容性之上的西方文化,我在一个小小的西方国度里,经历了西方的终结。是的,正是这场盛大的赋别。

  §10

  一天,堂吉诃德同他目不识丁的土包子仆人一道离开家门,去和敌人作战。一百五十年后,托比·项狄把他的花园当作假想的战场;他在花园中沉湎于好战的青春回忆里,他的仆役特里姆则忠心耿耿地随侍在侧。特里姆趻踔于主人身旁,正如同十年之后在旅途上取悦主人的雅克,也和其后一百五十年,奥匈帝国的勤务兵约瑟夫·帅克一样多话又固执,而帅克的角色也同样让他的主人卢卡什中尉既开心又担惊。再过三十年,贝克特《最后一局》里的主人与仆役已然孤独地站在空旷的世界舞台之上。旅行至此告终。

  仆役与主人横跨了整部西方的现代史。在布拉格,神圣的上帝之城,我听见他们的笑声渐行渐远。怀抱着爱与焦虑,我始终珍惜这笑声,一如人们对于注定稍纵即逝的事物之眷恋。

  一九八一年七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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