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16)_伍尔夫

一六

　　书的卷首插画，可以用这个场景：达德利夫人坐在苏格兰的沼泽地里，身上戴满钻石，身边被蚊虫包围。达德利夫人去世那天，《泰晤士报》撰文说，达德利勋爵“是一位有教养、有成就的人物，他仁慈、慷慨，但却专横又反复无常。他坚持要求自己的妻子盛装打扮，哪怕是在偏远的高地狩猎小屋里，他也给妻子身上戴满华丽的珠宝”，等等，“他给了她一切，但就是不让她负责任何事情”。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了，此后，他的妻子不仅照顾他，还打理他的产业，展现出十分卓越的才能。这种怪诞的独裁在19世纪仍然存在。

　　说回阿芙拉·贝恩，她向世人证明，写作可以挣钱，但可能需要牺牲某种讨人喜欢的品德。渐渐地，写作不再意味着荒唐的行为或者错乱的头脑，而是有了重要的实用意义。一个人可能遭遇丈夫的亡故，家中可能遭遇某种灾祸。临近18世纪时，数以百计的女性开始想方设法挣钱给自己零花或补贴家用，她们做翻译，写糟糕的小说，这些小说在教科书中都没能留下记录，但经常出现在查令十字街的廉价书摊上。

　　18世纪末，女性在脑力活动领域非常活跃，她们讨论、聚会、写文章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一切行为都以一个证据确凿的事实为基础——女性可以靠写作赚钱。没有钱，写作不过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有了钱，一切都尊贵了起来。你可以继续嘲笑她们是“乱写乱画的怪才”，但你没法否认她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因此，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变化，如果我能书写历史，我会更加详尽地描述这种变化，并认为它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

　　如果《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很重要，女性开始写作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种重要性用一个小时的演讲根本说不清楚，因为写作不再仅仅关乎隐居郊区住宅、守着一堆对开本和奉承者的孤独贵夫人，而是走进了一般女性。没有这些先驱，就没有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像没有马洛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乔叟就没有马洛，没有那些无名诗人，就不会有乔叟，先驱者驯服了粗野的语言，为后人的创作铺平了道路。

　　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简·奥斯汀应该给范妮·伯尼的坟墓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该向伊莉莎·卡特的巨大影响致敬——这位顽强的老妇在自己床头系了个铃铛，好督促自己每天早起学习希腊语。所有女性都应该向阿芙拉·贝恩的坟墓献上花束，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匪夷所思但是也恰如其分，因为她为全体女性赢得了表达自己的权利。她虽然名声不好，四处留情，但正是因为她，我今晚才能不那么唐突地对你们说：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挣每年五百英镑吧。

　　这时我看到了19世纪早期的作品，这里我头一次发现，书架上专门有几层用来放女性的作品。我的眼睛上下游移，忍不住问，为什么除了少数几本特例，它们几乎全是小说？最原始的创作冲动应该是写诗。“歌之最高神”是位女诗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女诗人的出现都要早于女性小说家。看着四位女作家的大名，我想，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简·奥斯汀吗？她们倒是都没有孩子，这大概算是一个共同点，但这四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恐怕没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以至于让人忍不住想邀她们碰个面聊一聊。在某种不明力量的驱使下，她们刚开始写的都是小说。

　　我想，这是不是和她们的中产阶级出身有关；以及，像之后艾米丽·戴维斯小姐揭露的那样，因为19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只有一间起居室？女性要写作，只能来到普通的起居室。就像南丁格尔小姐激烈抗议的那样——“女性连半个小时都挤不出来……她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总是受到干扰。毕竟，写散文或小说比写诗或剧作要简单。前者相对来说不用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辈子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她居然可以做到，”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太惊人了，因为她没有专属的书房，大部分作品的写作地点都是在大客厅，那里有很多生活琐事的干扰。她写得很小心，防止这项事业被仆人、客人或者并非家庭成员的其他人发现。”简·奥斯汀藏起手稿，或者用一张吸墨纸盖住。

　　在19世纪初，女性能做到的唯一一种文学训练，就是去观察别人的性格，分析别人的情感。几百年来，她们的情感都在一间普通的客厅里受到熏陶。她的心感知着人们所感，她的眼睛观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中产阶级女性拿起笔，写下的自然是小说，尽管我们列出的四位著名女性中有两位显然并不是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诗剧；乔治·艾略特的思维宽泛，应该拓展一下创作冲动，撰写历史或传记。

　　但她们却写了小说；我从书架上拿下《傲慢与偏见》，觉得还可以说，她们写的都是好小说。我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一本好书，这不是吹嘘，也不是在挖苦另一个性别。如果你写的是《傲慢与偏见》，被人发现也没什么可羞耻的。然而，简·奥斯汀还是很庆幸她家的门吱呀作响，这样一有人来，她就能赶紧藏起自己的手稿。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写《傲慢与偏见》是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很好奇，如果简·奥斯汀不用在客人面前掩饰，那《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我读了一两页，想弄清这个问题；但我发现，书里没有任何受到创作条件影响的痕迹。这大概是一个奇迹。

　　在1800年前后，有一个投身写作的女人，她的文字里没有恨、没有苦，没有恐惧、抗议，也没有说教。我看了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内心一片宁静；正因如此，我们不了解莎士比亚，也不了解简·奥斯汀，正因如此，简·奥斯汀的文字里无处不见她的影子，莎士比亚也是。如果说简·奥斯汀的境遇有什么害处，那就只有她的眼界过于狭小。一个女人不能独自到处乱逛。她从未出门旅行，从未乘公共汽车穿过伦敦，从未自己吃午饭或逛商店。也许，不去奢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才华完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同样的结论放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就不见得合适了，我说着把《傲慢与偏见》放在一旁，打开了《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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