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9)_伍尔夫

九

　　我得告诉大家，我的姑姑叫玛丽·贝顿，有一天她骑着马在孟买兜风，掉下来摔死了。那时候赋予女性投票权的法案刚刚通过，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的某天晚上，我被告知我得到一笔遗产。邮箱里收到一封律师来信，我打开一看，发现姑姑留给我每年五百英镑财产，永久有效。在投票权和金钱这两者之间，金钱属于我，因此它显得更加重要。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做临时工为生，一会儿报道这里有艳舞表演，一会儿报道那里有人结婚；我还帮人填信封地址，给老妇人念书听，制作假花，教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识字，挣上几个英镑。

　　1918年以前，妇女能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些。我不必强调这些工作有多难，你们或许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人；我更不必强调靠这种工作挣钱生活有多难，你们自己或许也做过。但比起这些，更可怕的是那些日子在我心中留下的恐惧和酸楚，它们至今还在折磨我。比如，你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像个奴隶，要处处说好话，看人脸色，虽然没人强迫你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你根本冒不起这个险。

　　然后我想到我那小小的才能，觉得它是自己的宝贝，要是就这么埋没了，我的身体和灵魂也会随之消逝，所有的一切都像生了一层锈，春天的繁花被吞没，树木从芯子开始腐烂。然后，我姑姑去世了。每次我破开一张十先令钞票，锈蚀就会褪去一层，我心中的恐惧和酸楚就会减轻一点。我一边把找零的银币放进钱包，一边回想过去的苦日子，发现一份稳定的收入竟然能给人的心境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走我手中的五百英镑。我将永远拥有食物、房子和衣物。我不需要付出精力和苦力，心中的憎恨和痛苦也消失了。我不恨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因此，我发现自己对人类另一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完全否定某个阶级或性别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一个庞大的群体永远不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不可控制的本能。那些大家长和教授也要面对无穷无尽的难处和可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我受到的一样失败。他们因此产生巨大的缺陷。没错，他们确实有钱有权，但胸中永远住着一只秃鹰，不断撕扯他们的肝脏，啄食他们的肺——这就是他们本能的占有欲，是狂暴的抢夺欲，驱使他们时刻觊觎他人的领地和利益；建造要塞，插上旗帜；制造战舰和毒气；献上自己和子孙们的性命。穿过海军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前），或任何一条摆满战利品和大炮的街道，想一想那里歌颂的荣耀。

　　或者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走进室内，忙着挣钱、挣钱和挣更多的钱，可每年五百英镑就足够一个人在阳光下活得好好的。我想，他们身上一定存在某种讨厌的本能。这是生活条件的产物，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结果，我一边想一边看着剑桥公爵的雕像，尤其是他三角帽上的羽毛，恐怕它从未被这样凝视过。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的恐惧和酸楚就化为了怜悯和宽容，又过了一两年，怜悯和宽容也消失了，我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解脱，那是客观看待事物的自由。比如那边的建筑我喜不喜欢？那幅画好不好看？这本书好还是坏？弥尔顿建议女人寻找一位高大威猛的绅士，用永恒的爱慕换来自己的归宿。而我不用这么做，因为我姑姑的遗产为我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回到了我在河边的住所。街灯亮了，和早晨时分相比，夜晚的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仿佛那台巨大的机器忙碌了一天，在我们的帮助下，织出了几码激动人心的、美丽的东西——一块炽热的布，闪烁着红光；一只褐色的怪兽，边喷吐热气边咆哮。连风都像一面旗帜在摇摆，鞭笞着房屋，摇晃着围墙。

　　但我住的这条小街充满了生活气息。房屋刷漆工从梯子上爬下来，保姆小心翼翼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地去喝茶；运煤工人把空麻袋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蔬果店的老板娘戴着红手套，正在计算清点一天的进账。但我满脑子都是你们交给我的那个问题，看到这些日常生活的景象，我总是忍不住联想到同一个核心问题。这些职业哪些更高贵，哪些更有必要？现在这个问题比一个世纪前还难说清楚。当运煤工人好，还是当保姆好？一个养大八个孩子的打杂女工和一个收入十万英镑的律师相比，谁的人生更有价值？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没人能回答。

　　女杂工和律师的相对价值每过大概十年就会发生变化，哪怕在当下，我们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我居然还指望教授在议论女性的时候，拿出“无可争议的论据”来，算我愚蠢。就算有人能明确某种才能在当下的价值，价值的标准也会变化，一百年过后，可能一切都面目全非。我走上家门前的台阶，心想，再过一百年，女性将不再是一个被保护的性别。按理说，那些曾经将她们拒之门外的活动和劳动会向她们敞开大门。

　　保姆会去运煤，商店老板娘会去开火车，所有以女性弱势地位为前提的既定事实都将不复存在——比如（这时一队军人走上街来），人们一般认为女性、牧师和园丁比其他人更长寿。如果抛开这种先见，让她们加入和男性一样的活动和劳动中去，让她们当兵、当水手、当火车司机和造船工人，看看女性的寿命是不是比男性短了不少，死得是不是比男性快了不少，到时候人们说起“今天我看见一个女人”，口气会像过去说“我看见一架飞机”一样。只要女性不再处于受保护的地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打开了大门。但这些和我的论题“女性与小说”有什么关系？我一边自问，一边走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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