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11)_安妮·埃尔诺

一一

　　197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六点半，她在N15国道上穿越人行横道时被闯红灯的雪铁龙CX汽车撞倒。（当地报纸的一篇文章称，驾驶员不走运，“因为刚下过雨，能见度较低”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面车辆的强光导致驾驶员未能看到那位七旬高龄的老太太”。）她的一条腿被撞骨折，脑震荡，昏迷了整整一周。诊所的外科医生认为，基于她原来的良好体质，她会挺过去。她挣扎着，总是想偷偷拔下吊针，活动活动打着石膏的腿。她对她已经死了二十年的金发的妹妹喊着，让她注意有车正朝她撞去。我看着她裸露的臂膀、第一次被万般疼痛折磨的身体，仿佛自己正站在那个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为生下我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人面前。我突然惊讶地意识到，她可能会死。

　　她康复了，而且走路和往常一样。她下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与司机的这场官司，而且不厌其烦地接受各种医学检查。人们说她能够逃过这场灾难算她走运，她很自豪，好像朝她撞过来的汽车是一个障碍，而她则像通常那样，跨越了这个障碍。

　　她整个人都变了，饭桌摆得越来越早，午餐十一点、晚餐六点半就开始了。现在她只读《法兰西周日报》（France Dimanche）和以前的一名女顾客带给她的照片小说（每当我来看她时，她都怯生生地把它们藏在碗橱里）。她一大早便打开电视机，时间尚早，电视里还没有播放任何节目，只有音乐和屏幕测试图像。她就这样看也不看地让电视机开一天，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睡觉。她开始特别爱发火，遇到一点不顺心的琐事，比如一件难以烫熨的衣服，或是面包价格涨了几分钱，她都会不停地唠叨：“这太恶心了。”如果她收到一份养老金机构寄来的通知或是一张中了什么奖的广告，她就会紧张得要命，连忙解释：“可是我什么也没要求过！”当她想起安纳西，想起和孩子们在老城散步，想起湖边的白天鹅，她激动地快要哭了。她信中的词语不见了，信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在公寓里，弥漫着一种气味。

　　事情开始在她身上发生。她常在火车站台等待着已经开走的火车。在出门买东西时，她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钥匙也经常找不到。乐都特（La Redoute）常给她寄送一些物品，可她说她不曾订购过。她开始对伊沃托的娘家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他们都觊觎她的钱，所以不愿再同他们来往。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时，她说：“我讨厌透了这个鬼地方！”似乎她在艰难地对抗着一种无形的危险。

　　1983年的7月，即使在诺曼底，天气也很炎热。她不喝水，也不感到饿，声称药片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营养。有一天，她在烈日下晕倒了，人们发现后把她抬回护理院的医务室。经过几天的输液、喂饭，她身体才又得以恢复，接着她便嚷着要回家，她生气地说：“否则，我就跳窗！”医生十分担心，说从此以后她不能够再一个人住了，最好把她送进一家养老院，我婉言拒绝了。

　　9月初，我开车到护理院，把她永远地接回家。那时，我已经和丈夫分居，与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在去护理院的路上，我在想：“现在该由我照顾她了。”（就像小时候想的那样，“当我长大以后，我就和她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卢浮宫”，等等。）天气晴朗，她很平静，手拿着包放在膝盖上，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我们像往常那样谈着孩子，谈着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我的工作，她也兴高采烈地和我谈着她同病房伙伴的故事，说到其中一个女室友时，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一个婊子，我真想给她两个耳光！”这是我对母亲最后的幸福的印象。

　　她的故事到此为止，这个世界上没有她的位置了。她失去了理智，她得了一种叫阿尔茨海默的病，这是医生们给这种老年病起的名字，意思是老年性痴呆。最近几天，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希望这个时刻永远不要到来。然而，我知道，我必须通过写作将她现在所成为的痴呆女人与曾经那个坚强的、闪亮耀眼的女人结合起来，否则我无法活下去。

　　她无法区分家里的不同房间，并且常常生气地问我怎样才能回到她的房间。她的东西更是常常找不到。（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拿不到我的东西。”）当她找到那些东西时，便不承认是她自己放的。她总是喊着闹着要活做：缝纫，熨烫，择菜等，但一做起来却马上就厌烦了。她生活在一种不耐烦之中，无限的不耐烦。看电视，吃午饭，去花园，一个欲望接着另一个欲望，却没有一个能给她带来满足。

　　下午，她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的桌子前，拿出她的通讯录和一沓信纸。一个小时后，她又把写的信全部撕掉，再也写不下去了。其中有一封信是11月份写的，信开头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保莱特，我怎么也不能走出我的黑夜。”

　　接下来，她忘记了物的次序和功能。她开始不知道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如何熄灯。（有一次她竟爬上椅子，想把灯泡拧下来。）

　　她又穿上了那些已经穿旧的裙子和打着补丁的袜子，而且拒绝把这些东西扔掉。她还生气地说“你扔了这些东西，看你多富裕似的！”她全部的情感只剩下愤怒和怀疑这两种。任何一句话，她都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一些迫切的需求总是不断地困扰着她，比如买发胶，记住医生哪天会来，以及她的储蓄账户里有多少钱。有时，她会摆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自顾自地笑着，以表明自己没有病。

　　她不再理解所阅读的东西。她不停地围着屋子转，不停地在寻找着什么。她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把袜子、小纪念品全部摆在床上，然后又放到其他格子里，第二天又重新再做一遍，好像她总也找不到理想的安排。1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她把一半的衣服全部放到几个塑料袋里，然后用针线缝上口。当不整理东西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抱着胳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什么都不能让她开心了。

　　她忘记了各种名字。她用一种世俗的礼貌语气称我“太太”。她也认不出她的外孙们。吃饭的时候，她问他们这里的工资是否还可以，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家农场的工人，而他们也都和她一样是这里的雇员。但她有时对自己还算明白，她把尿湿的内裤藏到枕头底下，并且早晨起来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没忍住。”她试图抓住这个世界，她千方百计地做缝纫活，把围巾、手帕堆在一起，胡乱地缝一遍。她对某些物品情有独钟，比如她的洗漱包，要是有一会儿她见不到了，就会急得发疯，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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