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16)_安妮·埃尔诺

一六

　　这是一张正方形黑白照片，边长五六厘米，边缘呈锯齿状。从右到左，可以看到，靠着竖板条墙依次摆放的是一张金属框架床，紧挨床的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小木桌。桌子旁边是一扇关闭的门，门顶部有一扇玻璃窗，可以从走廊上透过这扇窗户看到里面。

　　在桌子上方，照片的中间位置，有一件无袖的夏季连衣裙贴着隔墙挂着。墙上的两个白色的搪瓷球正好作为衣钩。裙子上印有五颜六色的图案，是花朵或阿拉伯式花纹，腰部有许多褶子，这是大码裙子的标志。光线落在裙子上，裙子的底部垂到桌子，可以看到上面有两本书或笔记本，打开着，一沓纸，一个笔袋。灯光的亮度能够让人看清房门，看清门把手上方的深色污垢痕迹，以及似乎是锁被拆除后留下的痕迹。床只拍到了一半，床头在阴影中，堆着浅色衣服，可能是睡衣或睡裙，在最上面，有一张小图片钉在或贴在隔板上，内容看不清，但肯定祈祷卡。

　　裙子空荡荡的，那两个挂衣球看起来像盲人的大白眼，奇奇怪怪的，整个画面像是一个无头生物，挂在脏兮兮的墙上。同时，在周围一穷二白环境的衬托下，它有一种奢华感。（凭我的直觉，我会在里面穿有箍的荷叶边衬裙，这种衬裙会使外面的裙子有一种蓬起的感觉，就像贝尔蒙多在电影《筋疲力尽》中举起的那个路人一样，然后我会穿上从埃拉姆买来的与之配套的浅绿色薄底浅口鞋。）

　　照片没有任何景深，就像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平面画。由于房间狭窄，相机又没有广角，除了一堵墙外，没能拍到其他东西，唯一捕捉到的，就是洒满阳光的画面。背面用蓝色记号笔写着：离开前的埃尔内蒙单间，1959年6月。

　　这张照片是我在参加完哲学专业的笔试后拍摄的。就在不久前，我刚得到一台相机，是一台柯达酚醛塑料布朗尼闪光相机，一个批发商送给我父母的。他们大量购买一种产品时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赠品。我记得当时特意把桌子搬到了窗下，通常它是放在床边的，所以，它才能入镜。

　　我不知道当时拍摄这个房间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之后四十年再也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的事情。也许我想记录一种不幸和一种蜕变的痕迹。今天，我觉得照片中的两个物品代表了这些痕迹：裙子，是我前一年夏天在夏令营穿得最多的一条裙子；还有桌子，我在桌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哲学。

　　我现在用放大镜观察照片，以便发现更多的细节。我盯着挂着的裙子的褶子，金属的电钮——一种停产很久的款式，电钮在一条黑色电线的末端，电线沿着门框向下延伸，这个电钮是后安装的，上方还留着之前那个电钮的痕迹。我没有试图回忆，而是试图置身于女生宿舍的这个单间里拍照，不思前顾后，只是聚焦在那一刻。在这一刻，我是一个即将年满十九岁的女孩，她拍下自己马上要离开的地方，她知道，是永远地离开。将视线定格在门上洒落的白光上，一拨听觉感受袭来。每个整点的钟声，宿舍管理员（也就是修女们雇用的可怜女孩）干巴巴的拍手声，她每天六点半拍手叫我们起床，接着是“万福玛利亚”的喃喃自语，听着像还没睡醒的样子，从别人的单间里传出来。一个女孩下课回来，经过我的单间，脚踩在地板上吱吱作响，关门的声音震动了整面墙，然后她一边收拾，一边哼着歌：“保持快乐，保持伤痛。谁知道船什么时候返航。只有失去的爱不再。”这就是我的真实处境，既满怀悲伤，又充满期待，更确切地说，这种感觉无从描述，仿佛重陷其中便不可言传。

　　这个房间，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我除了用语言来表达它的存在，别无他法。

　　我在想，我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与其说是想变成1959年的那个女孩，不如说是想捕捉那种现实与过去不同的特殊感觉，现实是我坐在窗下的书桌前，过去是一种脆弱的、也许是无用的征服，但在我看来却是理解生活、掌控生活的能力的延伸。

　　在我写作的时候，一个我不能称之为我的人活跃在埃尔内蒙的单间，这个人缩小成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外形模糊不清。

　　矛盾的是，我再也不想成为那个房间里的我，想想都觉得可怕，那是在1959年夏天和1960年秋天之间，那个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58年9月30日下午，这个女孩和母亲一起来到埃尔内蒙修道院女生宿舍的这个单间里，修道院就在鲁昂埃尔内蒙街上。然而，她仍然怀抱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期待，迫切地希望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夏令营的生活。母亲帮她买了安顿所需要的被子和床单，花的是她在S市赚的钱，然后就走了。她随即敲响了隔壁房间的门，一个棕色小卷发的女孩打开门，惊讶又尴尬地看着她，她欢快地说道：“你好！我叫安妮，你呢？”这将是她们唯一的一次交流，因为这个女孩是美发师学徒。“美发师女学徒”是最多的，她们和那些上高中或大学的女孩哪怕住隔壁，彼此也不说话，在食堂里也分桌吃饭。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别人，满心欢喜地想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假期。

　　最初的几个晚上，她提议玩夏令营的猜谜游戏，说一些玩笑话，唱起《妈妈，什么是贞操》和《柏拉图之父博物馆》，完全不顾及周围女孩的矜持，认为她们羡慕或嫉妒她，直到一个女孩用平静的语气说她的朋友中没有人这样讲话。（她，玛丽-安尼克，曾是多明我会的学生，一个工业家的女儿，每周都去上击剑课，我讨厌她，她肯定更看不起我。）

　　她给室友珍妮写了一封言辞深情的怀旧信，又给住在鲁昂那个脸上有酒红色雀斑的女孩克劳迪娜写了一封，希望能再见到她。她俩都没有回信。在那一刻，我是否曾怀疑过她们一直把我当成一个无脑的小妓女？

　　从伊沃托的圣米歇尔寄宿学校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就是贞德高中。班里二十六名同学，她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老师认识她。在这里，安妮·杜切斯内昔日的优秀生光环消失了。她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她发现自己寂寂无闻、不为人知。没有了修女们的严密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优雅的青年教师的漠不关心。她们能力超群，让她大为震惊，同时也让她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

　　英语课上，她时刻担心被提问，因为她甚至可能听不懂问题。终于等到去上体育课，去游泳池，但是没有想象得快乐。体育馆很无聊，游泳池也只适合会游泳的同学。很快，有了医生的假条，她就不用上体育课了。

　　与她所想的不同，在圣帕特里斯街的高中出口处，没有随便、叛逆的女孩，也没有一群男孩在那里等待。她试图寻找那些放荡不羁的女孩，但却不敢跟她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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