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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我工作的标准

  “从民众的口中”记录童话故事的方法,始自格林兄弟的著作,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得到发展,成为编纂童话书的“科学”准则,即把讲述者用方言讲的故事极为忠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恰恰是这种在今天被津津乐道的“科学性”也不是那么科学,充其量是“半科学”而已。通过对他们手稿的研究可以证实,在儿童读物《儿童与家庭故事》(Kinder- und Hausmärchen)中已流露出行家里手的痕迹:在老妇人所讲述故事的字里行间,格林兄弟(特别是威廉·格林)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仅是从德国方言中翻译出了大部分童话,还用类似的版本加以补充,改写讲述中过于粗俗的部分,用自己的表述与想像对原文加以润色,并把各讲述者之间不同的风格进行统一。

  这种对格林兄弟的批评(我可以用他们响亮而远播的名声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可以对我有所启发,使我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杂糅的性质,其实我的工作也只算是半科学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四分之三的科学,余下的四分之一则是我个人意志的成果。实际上,我工作中科学的部分都是由别人,也就是近百年来,把这些我用来作为原始资料的文本耐心地抄录在纸上的民俗学者们完成的。

  我的工作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相当于格林兄弟第二阶段的整理工作:从这座故事的大山中挖掘出最优美、最有原创性和最稀有的版本(大约可以减少到五十余种类型),然后把它们从抄录时所用的方言翻译成意大利语(如果仅存一个意大利语译本—这个译本通常没有原创的生动性—我就尝试进行一项艰巨的工作—重新叙述这个故事,尽量恢复它失掉的生动性);利用不同的版本充实所选版本的内容,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保留故事原始的特征和内在的统一,从而使之更加充实和流畅;对于故事中被略去或遗漏的地方进行小心翼翼的增补;使文本中的意大利语保持在一个既不过于个性化,又不过于平淡的水平上,尽可能把语言的根系植入方言的土壤,避免时时出现“文人的”腔调,并使这种语言富于弹性,以汇聚和吸收方言中丰富的想像力以及最具表现力和最不同寻常的构句方式。这就是我工作的计划,我不知自己到底实现了多少。

  正如本书最后注释中表明的那样,我是在已收集来的材料上进行工作的,这些材料刊登于专业的书籍杂志上,或者能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找到。我没有亲自去请老妇人给我讲故事,这并不是因为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保存童话的地方”,而是因为在民俗学者们所有的文集中,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文集中,我已找到大量可以使用的材料,我不知道重新收集原始资料的想法对我编这本书是否有帮助。

  总之,对收集原始材料这项工作我并不在行,这项工作需要会做的人去做,需要取得对方的信任,我头脑中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即人们心里会有其他东西要表达,而不是给我讲寓言故事。也许每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时代,现在更适于请那些不会写字的人给你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我的两位好友罗科·斯科特拉诺(Rocco Scotellano)和达尼洛·多尔奇(Danilo Dolci)就做了这样的事。

  因此,今天从老百姓口中收集童话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一种现代的方法,即更多地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历史、社会和心理意识。我希望的是,我的书能在意大利激发起这一领域研究的兴趣,从而恢复民间故事叙事文学研究在意大利民俗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对很多大区业已存在的某些研究应予以充实,特别要对这一领域内最新、最有意思的国外经验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

  我做这项工作有两个目的:

  代表从意大利方言中收集来的所有种类的童话;
  代表意大利所有的大区。

  至于所谓真正的“童话”,指的是那些通常以不确定的国家的国王为主人公而展开的神奇虚幻的故事。在这样的童话中,凡是比较重要的“类型”都有一个或多个我认为有代表性的版本,它们结构完整而又最富于地方色彩(下文中我会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本书中还出现了宗教传奇、短篇小说、动物寓言、趣闻轶事以及地方传说。总之,包括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各种形式,有些是我在研究中偶然发现的,它们的美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有些则是我用来介绍各个大区的,就真正的童话而言,它们的版本过于贫乏和普通,甚至不易找到,因此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我很少选用有关某地起源、风俗或历史记忆的地方传说,因为这属于一个与童话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的叙述简短,情节没有发展。在它们的采集者所编录的文集中,除极少数外,其余绝大多数故事中都没有百姓的语言,而是被用夸张和怀旧的风格再现出来。总之,这种材料对我的工作毫无用处。

  至于意大利方言,我认为是那些意大利语言区域内的方言,而并非是意大利行政区域内的方言。因此,我选择了法国尼斯意大利方言区的童话,却没选意大利奥斯塔山谷的;选了扎拉地区的,却没选择上阿迪杰地区的。此外,我还格外重视卡拉布里亚大区的希腊语地区,我在书中选用了两则那里的童话(在我看来,那里的民间叙事文学已与卡拉布里亚其他地区融为一体,故而我乐意把它们选入书中)。

  在书中每一则童话的末尾的括号中都有一个地方或大区的名字,这绝不是表示这则童话就属于这个地方。众所周知,不管到哪里童话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则童话“属于哪里”,并没有太多的意思:即使是专门研究每种童话确切发源地的芬兰学派或历史地理专家也难以得到十分精确的结果,总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但是,用维托里奥·桑托利(Vittorio Santoli)的话说,国际传播“存在于不排除差异的共性中”,人们“通过选择与拒绝某些主题,偏好某些种类,创造某些人物,以及故事所涉及的环境和反映某种特定文化形态的风格特征”来表达这种差异。

  所以我们说,意大利老百姓讲的这些意大利童话已进入到了口头语言的传统中,成为民间叙事文学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把它们说成是威尼斯的、托斯卡纳的或西西里的。再者,童话无论起源于哪里,都会被动地吸收其讲述地的某些因素:或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或是某种道德观念,或只是一种极为含混的口音,或是一种乡土气息。童话吸收这些威尼斯、托斯卡纳或西西里地方因素的程度恰恰就是我是否选择它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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