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香杉树(25)_戴维·伽特森

二五

　　第二天，通常是在中午，日本人便开始采摘覆盆子了。

　　生活就这样在圣佩佐延续着。到珍珠港突袭事件爆发的时候，已经有八百四十三名日裔在圣佩佐岛上生活了，其中包括十二名友睦港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在那年春季尚未毕业。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清晨，美国战争迁移局的十五辆大卡车载着圣佩佐岛上所有的日裔美国人驶向了友睦港渡口。

　　他们在白人友邻的目送下被送到一艘船上，那些人一大早爬起来站立在寒风中看着日本人从他们中间被驱走——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朋友，但是，大部分，都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渔民们则站在友睦港外自己的船甲板上望着这一切。像大多数岛民一样，渔民们都认为驱逐日本人是正确的举动，他们倚靠着自己的船头或船尾的房舱，坚信日本人被驱走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两国之间正在交战，而这改变了一切。

　　＊

　　上午休庭的时候，被告人的妻子独自来到被告席后面的那排位子上，请求与她的丈夫说几句话。

　　“你可以站在这里说，”阿贝尔·马丁森说道，“宫本先生可以转过身来面朝你，但是只能这样了，你知道的。我无权让他随便走动。”

　　七十七天来，宫本初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岛县监狱，等待着三点钟和她丈夫见面。起初，她是一个人来，隔着玻璃和他说话，但是后来他让她把孩子们也带来。她照他的话把孩子们带来了一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四岁，跟在她后面；还有一个儿子，十一个月大，被她抱在怀里。他们的儿子学会走路的那天上午，天道正被关在监狱里，但是那天下午，初枝就把孩子带来了，让他走了几步给会见室隔离玻璃后面的父亲看。然后她还把孩子举起来，让天道通过麦克风和他说话。“你能比我走得更远！”他说，“再走几步给我看，好吗？”

　　如今，在法庭上，他转身面朝初枝。“孩子们怎么样？”他说。

　　“他们需要父亲。”她回答说。

　　“内尔斯在努力为我辩护。”天道说。

　　“内尔斯要走开了，”内尔斯说道，“马丁森副治安官也应该走开。为什么不站远点儿呢？只要你能看着他们就行了，阿贝尔。给他们点隐私吧。”

　　“不行，”阿贝尔答道，“阿尔特会杀了我的。”

　　“阿尔特不会把你怎么着，”内尔斯说道，“你很清楚，宫本太太不会悄悄地塞什么家伙给宫本先生的。退后一点儿。让他们说会儿话。我不能这样做，”阿贝尔说，“对不起。”

　　但他还是侧身退后了三英尺，并且假装没有听他们的谈话。内尔斯则走开了。

　　“他们在哪儿？”天道问道。

　　“他们在你妈妈家，中尾太太在那儿。大家都在帮忙。”

　　“你看上去很好。我想你。”

　　“我的样子槽透了，”初枝回答道，“你看上去就像是个东条英机手下的士兵。你最好不要坐得这样笔挺。那些陪审员会害怕你的。”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初枝的眼睛，她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能出牢房就好，”他说道，“从那儿出来的感觉真好。”

　　初枝突然想要摸摸他。她想探身将手放到他脖子上，或者用指尖碰碰他的脸。这是七十七天来他们之间第一次没有被那块玻璃所阻隔。七十七天来，她都只能通过麦克风的过滤器听到他的声音。事情发生之后，她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过，她根本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晚上的时候，她把孩子们放到床上，然后便徒劳无功地想让自己睡着。她有姐妹、表兄妹和婶婶，她们会在上午打电话来叫她过去吃午饭。她去了，因为她感到孤独，需要听到有人说话。女人们做了三明治、蛋糕，煮了茶，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她们就在厨房里聊天。整个秋天就是这样过去的，她的生活陷于停顿，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下午，初枝有时会在沙发上睡着。当她睡着的时候，其他女人们就帮着照顾她的孩子，她醒来后总是不会忘记感谢她们；要是在过去，她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她绝对不会在拜访人家的时候睡着而任由孩子们乱跑。

　　她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仍然美丽优雅。她长着赤脚农民的平足，腰肢纤细，乳房小巧。她经常穿着男人的卡其裤，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踏着木屐。夏天她习惯去摘草莓，为家里多挣一份钱。她的手在采摘季节总是沾满草莓汁。在地里，她戴一顶年少时不常戴的草帽，压得很低，现在她的眼睛周围出现了斜纹。初枝是个高个子女人——五英尺八英寸，却能在草莓地蹲很久而不累。

　　最近她开始涂睫毛膏和口红。她并不是爱虚荣，但是她知道自己正在衰老。对于三十一岁的她来说，衰老并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些年来她渐渐形成一种日益深化的观念：生活中有比一直以来给她带来无数赞美的美丽容貌更为重要的事情。年少时，她是如此美貌出众，使得她的美丽几乎成为公共财产。她在一九四一年的草莓节上被戴上草莓公主的花冠。十三岁时，她妈妈为她穿上一套和服，把她送到教年轻女子学习和舞和茶道的茂村太太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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