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60)_卡尔维诺

六〇

　　因而，帕斯捷尔纳克得以把抵抗运动纳入这部小说，换言之，这个年代之于整个欧洲的年轻一代，就像1905年之于日瓦戈医生那一代：那是所有道路的起点。值得指出的是，哪怕是在苏联，这个时期也保留了一个活跃的“神话”的价值，保留了与一个官方国家相反的真实国家的形象的价值。帕斯捷尔纳克这部小说结尾时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团结一致①也是现实，这现实是苏联青年一代作家的起点，他们回到这个起点，并拿它来对比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系统化规划，仿佛要肯定一个“属于每个人”的社会主义②。

　　﹛①还有最后一节，其篇幅仅约莫一页，写我们的时代，带有一点乐观主义的夸耀，但它是勉强粘上去的，其语调有点甜腻腻，几乎不像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或仿佛作者要向我们表明，他写这页时，一只手被反绑着。——原注﹜
　　﹛②参见我关于涅克拉索夫《在家乡》的文章，见于《埃伊纳乌迪文讯》第五卷一、二月号合刊（1956年1—2月号合刊）。——原注﹜

　　然而，对真实性和自发性的这种诉求，是我们在老一辈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与年轻一代的思想之间唯一能够看到的联系。这种“为了每个人”的社会主义形象，只能建立在对革命所催发的新生力量的信心上。而这恰恰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否认的。他宣称并证明他不相信人民。在小说的推进中，他关于现实的概念的形成，愈来愈像一种道德性和创造性的理想，这理想建基于一种私人的、家庭中心的个人主义：人与他自己和邻居的关系仅限于他的亲朋好友的圈子（除此之外，在宇宙关系上，是与“生命”的关系）。他从未认同这样一些阶级，他们生来就有觉悟：他们错误和过度的行为受到欢迎，被当做主动觉醒之最初征兆，被当做与抽象相反的、永远孕育着未来的意义的生活之征兆。帕斯捷尔纳克的支持和同情仅限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就连身为工人之子的帕沙·安季波夫，也是读书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其他人都是小角色，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充数而已。

　　这方面的证据是他的语言。所有无产阶级人物说话都一样，都是俄罗斯经典小说中农民那种有点儿幼稚、土气和古朴的唠叨。《日瓦戈医生》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反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立场的含糊：各种各样的传统道德和偏见与无产阶级所无法充分理解的历史力量融合在一起。这个主题使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描写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例如季韦尔辛的老母亲，她既抗议沙皇骑兵的进攻，也抗议革命的儿子；或厨娘乌斯季尼娅，她与克伦斯基政府的政委针锋相对，为聋哑人的奇迹的真实性辩护），其高潮则是全书最阴森的幽灵——游击队里的巫婆。不过，这时我们已来到另一个高潮：随着内战的步伐加快，这种粗鲁的无产阶级的声音亦愈变愈响，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野蛮。

　　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是当代文学的重大主题：现代叙述作品淌着我们这个世纪目击的所有大屠杀的血，它们的风格往往带有洞穴涂鸦的直接性，它们的道德目标是透过犬儒主义、冷酷和残忍来重新发现人性。我们把帕斯捷尔纳克置于这一文学脉络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内战时期的苏联作家实际上都属于这一脉络，从肖洛霍夫到早期的法捷耶夫。但是大多数当代文学中，暴力被当做某种我们必须经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以便在诗学意义上超越它、解释它和把它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肖洛霍夫倾向于使它合理化和崇高化，海明威把它当成一种男子汉的试验场来面对，马尔罗把它美学化，福克纳把它神圣化，加缪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洞），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我们是否应该向他敬礼，把他当做一位本世纪从未有过的非暴力诗人？不。我不会说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他本人对暴力的拒绝来写诗：他带着某个必须太经常目睹暴力、某个只会不断谈论一次次的残忍事件的人那种忧心忡忡来记录暴力，一次次记录他的异议，他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角色①。

　　﹛①内战的苦难使我想起帕维塞的《鸡叫之前》。第二篇小说《山上的房子》1948年发表时，在我看来似乎含有某种无奈的语气；但是如今重读它，我认为帕维塞这篇小说在道德良心与历史结合的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要远，更有甚者，这个领域几乎总是其他人的专利，是那些以神秘和超验的观念看世界的人的专利。（译注：意为帕维塞是现实主义者，这个领域原不是他的属地，但他一涉足就挖得更深。）我们在帕维塞的作品中也看到对那些死得不明不白者所流的任何血怀着一种惊恐的同情，哪怕是敌人的血；但是，一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同情是人与其邻居的神秘关系这一俄罗斯传统的最新体现一样，帕维塞的同情也是影响西方文化极深的斯多噶式人文主义传统的最新体现。在帕维塞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自然与历史，但它们是对立的：自然是包含着童年各种最初发现的乡村，它是完美时刻，它在历史之外，它是“神话”；历史则是“永不会终结”的战争，是“应更深地扎入我们血中”的战争。像日瓦戈一样，帕维塞笔下的科拉多不是一位想回避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住在山上是因为那座山永远是他的山，相信战争与他无关。然而，战争总是带着其他人、带着历史来占据自然世界：疏散、游击队。大自然也是历史与血，无论他把目光投向哪里：他的逃避是一种幻觉。他发现就连他以前的生活也是历史，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弱点：“每个死去的人，都像活着的人，并要求他对此负责。”人积极介入历史，源自于这样一种必要性，即要使人的流血征途变得有意义。“在使他流血之后我们必须把血止住”。人的真正历史承担和公民承担就在这“止血”中，在这“对此负责”中。我们无法站在历史之外，我们无法拒绝尽我们所能做点事情，以便给世界留下一个合理和人性。﹜

　　事实依然是，尽管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也表现我们关于现实的理念，而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但是小说在记叙日瓦戈长期被迫与游击队生活在一起时，远远没有扩展至更广阔、史诗式的维度，而仅把自己局限于日瓦戈—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其诗学张力也下降。我们可以说，直到从莫斯科至乌拉尔的意义深远的旅程为止，帕斯捷纳克似乎想探讨一个包揽一切善恶的世界，表现牵涉其中的所有方面的诱因；但是在那次旅程之后，他的视域变成单面，仅仅是堆砌事件和负面裁判、一系列暴力和残忍。作者突出的党派偏见必然诱发我们作为读者的党派偏见：我们再也无法把我们的美学判断与我们的历史或政治判断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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