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59)_卡尔维诺

五九

　　革命是帕斯捷尔纳克基本诗学神话的重要时刻：自然与历史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核心——小说在风格上和思想上达到高峰的位置——应是第五章，也即1917年在到处是穷街陋巷的医院小城梅留泽耶夫的那些革命的日子：

　　昨天我参加晚间集会。一次非凡的奇观。俄罗斯母亲在活跃起来，停不了；她在走着，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在说话，不知道如何表达。说话的不只是人。树林和星星相会，在说话；夜间的花朵在沉思，石砌的房子在举行集会。（5.8，C169）

　　在梅留泽耶夫，我们看到日瓦戈享受着一段快乐时光，交织着革命生活的热情和他与拉拉在一起（仍只是暗示）的诗情画意。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段有关夜间噪音和气息的美妙描写中（第五章第七节）传达了这种心境。在这段描写中，自然与人类的嘈杂混合在一起，就像在维尔加①小说中特雷扎村的房子里；故事铺展开来，而不需要发生任何事情，完全由生存的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就像契诃夫那篇成为众多现代叙述作品之原型的小说《草原》。

　　﹛①意大利现实主义小说家。——译注﹜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这部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已在那个关于社会主义是真实的王国的定义中概括了，它是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在1917年说出的：

　　大家都重新振作、再生，到处都是改革、剧变。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革命；另一场是整体的革命。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大海，所有这些单一、个人的革命都必须像小溪那样流入它，那是日常生活的大海，每个人的真实性的大海。我说的是生活的大海，是你在画中见到的生活，是天才们所理解的生活，是通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生活。不过，今天人们已决定不再通过书本来体验生活，而要在自身中体验；不是在抽象中，而是在实践中。（5.8，C169）

　　这是一种我们在政治术语中所说的“自发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也很清楚接下去的幻灭。这些话（以及日瓦戈欢呼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夺取政权时所说的那些过度文艺腔的话）在小说中多次被痛苦地证明是错的，但这不要紧：它的正极依然保留着对那个由真实的生命构成的、在革命的春天中被瞥见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即使对现实的描写已愈来愈强调那个现实的负面特征。

　　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拒绝，似乎是朝着两个方向推进：反对内战释放出来的那种野蛮和残酷无情（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主题，它在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反对那些使革命理想冻结的抽象理论和官僚空话。这第二个争辩最使我们感兴趣，不过它并非通过对人物、情景或意象的客观描写来达到的①，而仅仅是通过偶尔的反思。但毫无疑问，真正的负极就是这个，无论是明说或暗指。日瓦戈在不大情愿地与游击队生活了几年之后，重返那个乌拉尔小镇，看见墙壁贴满海报：

　　﹛①事实上，我们从未能面对面看清共产党。那位有毒瘾的游击队指挥官利韦里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关于安季波夫老头和季韦尔辛，那两个如今变成布尔什维克首领的老工人，着墨不少，但是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生活，他们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说开头是如此优秀的革命工人，如今却变成官僚魔鬼。还有尤里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他似乎是一个有一定权威的共产党员，一个“解围人物”，他时不时就从他那神秘的权威的天堂突然降临：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想些什么？他的意义何在？帕斯捷尔纳克人物丰富的画廊，也有这样一些空画框。——原注﹜

　　这是些什么文字？一年前的？两年前的？在他的生命中，他一度被这种无可辩驳的语言所鼓舞、被这种直线的思想所振奋。是不是可以说，他必须为他那放肆的热情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如今在他的余生中，他前面一无所有，除了那些在多年来没有变化的喊叫和要求，事实上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喊叫和要求愈来愈无生气，愈来愈难以理解和抽象？（13.3，C444）

　　我们不可忘记，1917年的革命热情实际上源自对一个“抽象”时期的抗议，那个时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是生命中一次人为的中断，仿佛我们可以推迟哪怕是一刻钟的存在：多么荒谬的想法！革命几乎是在无意中爆发的，像一声压抑得太久的叹息。（5.8，C169）

　　（我们可以轻易地就从这些句子中——我相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写的——看到帕斯捷尔纳克在探究更为新近的痛点。）

　　在抽象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有一种对现实、对“生活”的渴求，这种渴求弥漫于全书。这种对现实的渴求使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成“相对于被抽象支配的非人性力量而言已算是某种积极的东西”来迎接，因为它有“真实的恐怖、真实的危险和真实的死亡威胁”（15.2，C583）。在“尾声”中（它正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瓦戈医生》——就像它所属的那类异化小说——再次搏动着介入的激情，这种介入曾是小说开头的活力所在。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社会再一次变得真实，传统和革命再一次并肩出现①。

　　﹛①在这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篇幅中，还间接地、遥远地出现书中唯一“正面的共产党英雄”：一个女人（见第十六章第二节）。她是（我们从第十五章第七节另一次简短的指涉中得知）一位神甫（一名吉洪诺夫分子）的女儿。她还是小孩的时候，为了清除父亲坐牢这一耻辱，她成为“在她看来是共产主义分子中最不可疑的人的热情而幼稚的追随者”。战争爆发时，她亲自空降到纳粹前线的背后，执行一次英雄式的游击队任务，最后被绞死：“他们说，教会把她当成圣徒。”帕斯捷尔纳克是不是试图告诉我们，俄罗斯的古老宗教继续活在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中？如此把两种态度并置，如今已不新鲜；而对我们这些拥戴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有点难以接受。不过，小说尽管仅以寥寥数行提及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这个故事，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它那语调立即与《（意大利及欧洲）抵抗运动烈士书信》的语调联系起来——事实上这语调在人性态度方面是一致的，尽管存在于不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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