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57)_卡尔维诺

五七

　　▼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①

　　﹛①书中人物姓名根据蓝英年、张秉衡中译《日瓦戈医生》（上下册，漓江出版社），书中引文除根据原英译的引文（原英译引文根据马克斯·海沃德、玛尼娅·哈拉里英译本）之外，还参考蓝、张译本和约翰·白利英译本。——译注﹜

　　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57年）在我们也即他的首批欧洲读者中引起的感觉。也就是说，这反应是文学的反应，而不是政治的反应。然而，用“文学的”这说法还是不够恰当。实际上，事情是发生在读者与这本书的关系上：我们迫不及待地读它，急于想知道我们以前阅读时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确切地说，就像我们初次阅读俄国经典小说时那样；我们期待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文学”，而是明白无误和总体全面地讨论生命，能够把特殊性置于与普遍性的直接关系中，能够在它对过去的描写中也包含未来。我们怀着一个希望奔向这部从坟墓里回来的小说，希望它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是一如我们所知的，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想干预今天的问题，尽管他总是想把这些问题扯回他活着时的环境，扯回以前发生的事情，扯回过去。我们与《日瓦戈医生》的遭遇，是戏剧性和充满感情的，但也同样染上不满足和不同意的色彩。啊，终于有一本我们可以与它争辩的书！但是有时候，就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各自在谈论着不同的东西。跟我们的父亲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连这个伟大的鬼魂用来触动我们的感情的那些体系，也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体系。这部小说我们刚读了十来页，便已有一个人物在探究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义和基督的本质了。但令人吃惊的却是，用来支撑如此沉重的主题的合适气候竟已创造好了，读者立即就掉进了他们心目中的俄国文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完全与对重大问题的明确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一个在最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向于把它撇在一边的概念——即是说，我们已不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做俄国文学的中心人物，更多是把他视做一个巨人般的局外人。

　　这最初的印象在我们脑中停留并不久。为了走近我们，这鬼魂事先已非常清楚我们最喜欢到哪些城堞溜达：客观叙述，充满事实、人物和事物，读者仅可一点一滴地从这些东西提取某种哲学，且要费尽气力和冒巨大风险；而不是那些小说化的智力辩论。无疑，这条热切的哲学思考的血脉，也贯穿全书，但书中所描绘的辽阔世界所容纳的，远远不止于此。帕斯捷尔纳克思想的主要信条——自然与历史并非隶属于不同的秩序，而是形成一种延续性，人类发现自己沉浸在这延续性之中，并受这延续性左右——通过叙述要比通过理论建构表达得更好。通过这方式，小说中那些反思便与整个人类和自然的巨幅画面融为一体，而不是支配或窒息这画面。结果是，就像发生在众多讲故事的天才身上那样，全书的意义不是在清楚讲出的理念的总和中求得，而是在其整体的形象和感觉中、在生命的况味中和在沉默中求得。而所有意识形态的扩散，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则犹如恢复与早就与世长辞的朋友的往日谈话一样，创造了一间深邃的回音室，容纳那些人物正在经历的不大肆渲染的卑微事件，并（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用来描述革命的一个美丽意象）“像一声压抑得太久的叹息”那样推进。帕斯捷尔纳克给他整部小说灌输一种渴望，渴望那已不再存在的小说。

　　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说，再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哪里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除了在一个姑娘们仍扎着马尾辫的国家？本世纪初那些青年男女，以“替纯洁性辩护为基础”形成三人小组的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娅，可能有着与我们在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经常见到的共青团员同样清新、遥远的面孔。在那些访问中，我们经常见到苏联人民的巨大能量储备，这些能量避过了西方人民在过去四十年间（在文化、艺术、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所经历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焦虑（一波波无意义的时尚，但也有对创新、试验和真理的强烈追求），而我们不免要好奇：像他们那样持续地、一味地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经典，倘若接受无比艰险、严峻和从历史角度看是全新的现实的考验，会有什么结果呢？帕斯捷尔纳克这本书是对这个问题的首次回应。这不是我们更多地预期的年轻人的回应，而是一个老文人的回应，而这也许更意味深长，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漫长的沉寂期的内心旅程中所走的意料不到的方向。这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化前卫派诗人的最后幸存者，无意在“解冻”中表演某种长期储备好的风格化烟花，在结束了与国际前卫派（它是他的诗歌的自然空间）的对话之后，他也曾花了多年时间重新考虑他的祖国的十九世纪经典，他也曾把目光投向无可超越的托尔斯泰。然而，他对托尔斯泰的解读与官方文学路线迥然不同，后者总是太过容易地把托尔斯泰当做经典化的楷模。他还以有别于官方路线的方式重新解读自己的多年经验。从上述一切浮现出来的，是一本远离重炒十九世纪小说冷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书，但不幸的是，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角度看，它也是一本无比消极的书。我们是否需要重复一下，指出风格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认为如果前卫的帕斯捷尔纳克让自己去关注革命的问题，托尔斯泰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就只好转而去缅怀革命前的过去？但这同样也只是一种有偏见的判断。《日瓦戈医生》是、也不是当今一部十九世纪小说，就像它是、也不是一部缅怀革命前那个时期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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