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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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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爷从船长变成商人:此处我们看到更广大层面的欧洲人在热带从事贸易,最后在那里变成社会边缘人。这些也是康拉德在马来西亚群岛航行时所认识的典型人物。他对人性的同情游移在两个极端,一端是海军军官的贵族成规,另一端是失败冒险的堕落。 这种对于贱民、流浪汉与疯子的着迷,也可以在另一位与康拉德相去甚远的作家身上明显看到,不过他可以说是康拉德的同代人,那便是高尔基。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对于这种非理性、自甘堕落的人性的兴趣(整个时代的世界文学,从克努特·汉姆生到谢尔伍德·安德森,都对这样的人性感兴趣),英国的保守主义者与俄国的革命分子都在这块领域中,找到他们对于人的坚定与严密概念之根源。 这将我们带回康拉德政治概念的问题,以及他猛烈的反动精神。当然他对于革命及革命分子如此夸张并且过分的恐惧(这使得他写了整个反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系列,而他却一个也不认识,连见也没见过),其根源与他出身波兰贵族、地主阶级有关,以及他年轻时住在马赛的环境,当时他的周遭是西班牙流亡在外的君主主义者,还有美国的前奴隶主,他们为唐·卡洛斯运送走私武器。不过只有将他置放在英国的脉络来看,我们才能在他的立场中,认出关键的历史轮廓。 康拉德经历英国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转型期:从帆船转向轮船。他笔下主角的世界以小船主的帆船文化为基础,这个世界充满清晰的理性、运作中的纪律,以及与追求利润的卑鄙精神相反的勇气及责任。在他眼中,大公司所拥有的新轮船队似乎既龌龊又无益,就像帕特拿号上那些逼使吉姆爷背叛自己的船长与军官。因此,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仍然梦想旧价值的人,若不是变成堂吉诃德,便是屈服,被拖至人性的另一端:也就是尸体、不讲道德的商业中介、官僚的、殖民的放逐者,所有的这些欧洲人类渣滓,在殖民地开始像毒疮般扩散,康拉德将他们拿来与老派的浪漫商人—冒险家作对比,像是他自己笔下的汤姆·林嘉。 在小说《胜利》中,故事发生在一座荒岛上,其中包含了激烈的追逐游戏,牵涉了手无寸铁、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海斯特、龌龊的暴徒,此外还有一位搏斗的妇女雷娜,她奋起反抗邪恶,后来虽被杀死,却赢得了对抗社会混乱的道德胜利。 事实上,尽管分崩离析的氛围经常盘旋在康拉德的纸页上,他对于人类优点的信念却从不动摇。康拉德虽然不具任何哲学上的严谨性,却感觉到中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这时乐观的理性主义散发最后的幻想,而一团混乱的非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已经被发动了。康拉德将世界视为黑暗与充满敌意的东西,可是他以全部人类的力量来对抗,包括人类的道德规则与勇气。面对黑暗、混乱如雪崩般的降临,以及充满神秘与绝望的世界概念,康拉德的无神论人性还是坚守阵营、站稳脚跟,就像麦克霍尔在台风中的表现一样。他是一位根深蒂固的反动主义者,不过今日能完全了解他的理念的人,只有那些对人类力量有信念的人,他们相信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认出自身高贵性的人,这些人知道康拉德所珍视的“忠实原则”不只适用于过去而已。 195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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