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8)_卡尔维诺

八

　　斯特恩这本书和描写从俄罗斯前线撤退的最佳意大利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叙述者兼主角就像色诺芬那样，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以胜任和负责的态度讨论军事行动。对他们来说，就像对色诺芬来说，当那些更堂皇的野心整体崩溃时，军事品德恢复为务实和团结的品德，这品德被用来衡量每个士兵能否做到不仅对自己有用也对其他人有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努托·雷维利《穷人的宣战》中那位感到幻灭的军官的激情和狂热，以及另一本很出色但被不公平地遗忘的书——克里斯托福罗·M.内格里的《长步枪》。）

　　但类比到此为止。山地部队的回忆录源自一种冲突，也即现在变得谦卑和恢复理智的意大利与全面战争那种疯狂和屠杀之间的冲突。而在这位公元前五世纪的将军的回忆录中，则是沦落为蝗虫似的寄生虫的希腊雇佣军的所作所为，与色诺芬及其部下在这些新环境下试图奉行古典品德（哲学品德、公民品德和军事品德）之间的反差。结果，这种反差绝不包含里戈尼·斯特恩书中那种令人伤心的悲剧：色诺芬似乎确信可以成功调和这两个极端。人可以沦为蝗虫，却能够在这种蝗虫条件下实施一套讲纪律讲礼节的行为准则——简言之，体现“风度”——并自认做到了；人可以一刻也不谈论自己是一只蝗虫这个事实，而仅仅谈论做一只蝗虫的最佳方式。尽管有种种局限，在色诺芬那里我们看到了对现代道德准则的描写。这道德准则就是完美的技术效能、“胜任”、“尽职”，而不理会从一般道德角度看你这行为有什么价值。我继续把这种道德准则称做现代道德准则，是因为它在我年轻时是现代的，而且它是我们从众多美国电影和海明威的小说那里学来的。我则处在夹缝中，一方面是遵守这种完全是“技术”的、“实用”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这道德准则底下的虚空。但哪怕是在今天，尽管它似乎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我还是觉得它有其积极面。

　　从道德角度看，色诺芬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从不把自己或部下的立场神秘化或理想化。尽管他对“野蛮人”的习俗常常表现出不屑或反感，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绝没有“殖民主义”的伪善。他意识到自己带领着一群蝗虫在异国流窜，也意识到他们入侵那些“野蛮”民族的土地，道理在“野蛮人”那边而不在他们这边。他规劝其部下时，从未忘记提醒他们注意敌人的权利：“你们还必须牢记一样东西。我们的敌人有时间抢劫我们，也有正当的理由伏击我们，因为我们正侵占他们的财产……”这一企图，是为了使他这支贪婪、暴戾的军队在蝗虫似的穿越安纳托利亚山区和平原时，有一定的“风度”或规则。这一企图包含他全部的尊严：不是悲剧性的尊严，而是一种有限的尊严，基本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尊严。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轻易地把风度和尊严赋予最卑劣的行径，哪怕这些行径不是像这些希腊人那样基于不得已的必要。这支希腊军队在持续遭到伏击和攻击的情况下，跋涉于高山和峡湾，已无法分清楚到底怎样才叫受害者或压迫者；他们被冷漠或命运的极端敌意包围着，甚至惨遭屠杀。他们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近乎象征式的痛楚，这痛楚也许只有我们今天才能领会。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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