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22)_李飞飞

二二

　　一阵恐慌向我袭来。

　　一幅不敢想象的画面悄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生活。这个画面黑暗至极，让我瞬间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的恐惧纯粹而原始，无形中带来冰冷的压迫，让我喘不过气来。它潜入我的胃里，在我体内越走越深。我被一种完全没有准备好承受的孤独感吞噬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既要面对母亲严重的病情，又不得不考虑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让我感觉很奇怪）。这几年我们精打细算，把工资都存了起来，原本以为已经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结果发现手术费用比我们支票账户上的钱至少多了一个零。我们迫切想知道可选的方案，却可能面临没有任何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发认识到，单是术后检查和康复的费用就可能使我们破产。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没有母亲以后，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她的收入微薄，但我们还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如果她不工作，我们将难以为继。虽然父亲性格温和友好，但他似乎天生缺乏承担家庭义务的意识。他一直是个孩子，从未真正成长，需要母亲的严肃和务实来加以平衡。而此时，我偏偏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学。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即将倒下。我根本无法想象尘埃落定后，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然萨贝拉先生无从解决手术费用问题，但几周后，他在跟一位同事聊天时提到了我家的情况。这个同事是我高中的美术老师，他的一位邻居知道有家名叫德博拉心肺中心的护理机构，不仅擅长做母亲所需的手术，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量身定制的补贴项目。而这家机构恰好位于普林斯顿大学附近。

　　我立刻拿起电话咨询，虽然要在父母和前台接待员之间担任翻译的角色，但心情依然热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家机构真的可以帮我们。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手术，似乎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额补贴。我连声道谢，用颤抖的手挂了电话。

　　手术恰好安排在我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期间。多亏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守则，我得以在德博拉心肺中心参加考试。我就坐在手术室消毒区的外面，在手术过程中和术后充当翻译。

　　不得不说，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件好事。这是个微创手术，所以我们不用过于担心母亲无法苏醒过来，但医院也表示，她的预后将取决于手术的结果。万一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没有备选计划可言。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创造一个可以承受的未来。现在，我们出发了。

　　考试结束后，我看到父亲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我开始思考我们在美国的处境。去年是我们的幸运之年，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一个真相：我们在这里是一无所有的漂泊者。我不知道当这一连串的幸运走到尽头，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暂时停留在悬崖边上，虽未坠落，但朝不保夕。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极其简单而深刻的事实：我还没有准备好与母亲道别。真希望还能有更多考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最后，医生走了出来，示意我们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

　　“我们要讨论的事项很多，但先说最重要的：手术很成功。”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母亲手术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呼吸。虽然我跟医生的大部分对话父亲都听不懂，但还没等我翻译，他就已经从我的肢体语言中知道了结果。我能感觉到他也如释重负。

　　“她还能再活很多年，但前提是她从现在开始必须把健康放在首位。”

　　“好的，好的，当然。”我回答道，声音依然微弱，上气不接下气，“她该怎么做呢？”

　　“像她这种情况，压力是最大的敌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所以，先说第一件事：她现在有工作吗？”

　　“是的，有份全职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医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她最多只能做做兼职，就算是兼职，也得格外小心。你必须明白，这个手术确实帮了大忙，但从根本上说，她的心脏还是有问题，而且非常脆弱。她一定不能过度劳累。”

　　在感激之余，我不禁感到一阵失望。当然，这不是对医生的不满——他是好意，而且我毫不怀疑他的建议从医学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我还是感到沮丧。

　　“我明白，但要多久不能工作呢？”我问。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我们两个人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她这辈子都不能再工作了，飞飞。”

　　※

　　两周后，母亲回归了她的全职工作。

　　我毫不怀疑，以母亲叛逆的性格，当又有一条新的禁令可以蔑视时，她会很高兴，但把现实生活浪漫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家好事多阻、前景未卜，再加上母亲比以前更强烈地坚持让我留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以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同时每天承担着健康风险。她和父亲已经付出太多，冒了太多风险。对他们来说，现在无论代价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值得庆幸的是，手术确实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她比以前更有精力了，似乎也基本摆脱了困扰她多年的胸痛。仅仅几周后，我就发现周末回家时再也没有看到她大口喘气的样子。尽管如此，安于现状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涉及我的教育，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所以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

　　母亲手术后不久，我们就提起了这个话题。我从学校回到家，全家人围坐在刚到美国时从路边捡来的二手餐桌旁——多年来，我们在这张餐桌旁进行了无数次谈话和争吵，我也在写作业的间隙和父亲一起在餐桌上准备了无数次饭菜。

　　“飞飞，你也知道，在礼品店上完一天班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什么样的改变？”我问道。

　　“我们需要更好的生存方式。不能总靠别人。我们想自己做点儿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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