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21)_李飞飞

二一

　　“我听说有些学生把我的课叫作‘死亡力学’，”他笑着补充道，“我想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学生的流失率。”

　　我靠在座位上，缓缓吸了一口气，感到既欣喜又焦虑。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帕尔默厅，就是爱因斯坦在校期间多次演讲的场所。就是这个地方。”

　　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事实上，离这里不远就是高等研究院，位于爱因斯坦大道1号。据说这个地点是专门为他挑选的，因为他喜欢在周围的树林中漫步，思考那些需要独处沉思的问题。”

　　我已经为学校的百年历史和高耸的哥特式建筑深深着迷，已经无比确信物理学是我正确的选择，已经爱上了这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周围的一切让我愈加着迷：教科书的书页、脚下的砖块和新鲜草坪的气息；在坐满学生的大教室里，老师们懒洋洋地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靠在讲桌上漫不经心地仰起头；他们穿毛衣的样子，他们拿粉笔的姿势；他们的每一句话无不蕴含着毕生的知识；尽管课程内容早已了然于胸，但他们讲起课来总会双眼放光。我一直觉得我的激情定义了我，但这些人真正活出了他们的激情，达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程度。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埃里克·维斯乔斯（Eric 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遗传学研讨会让大一新生接触到了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他是专家中的专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调。他说话时声音柔和，甚至有些腼腆，却永远充满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丝精英主义的傲慢。他总是身穿宽松的格子衬衫，头发蓬松，胡子浓密，看起来更像一个木匠，而不是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想法，也应该大方分享，而不是独自占有。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进一步实现了自我超越。

　　“各位，我真的不想这样，但恐怕今天的讲座要提前30分钟结束，呃，因为……嗯，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听说了……”

　　一些学生紧张地对望了几眼。

　　“我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克里斯汀·尼斯莱因-福尔哈德、爱德华·刘易斯和我……嗯，我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大家都惊喜地倒吸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哇！”一个学生喊道，打破了沉默，接着几个学生鼓起掌来。顷刻之间，整个教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快跟我们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另一个声音补充道，进一步缓和了紧张气氛，大家都哄堂大笑。

　　“你可以放心，这学期我一定会教你们的！”维斯乔斯腼腆地笑着回答。

　　全班同学发出顽皮的失望声。“好吧，好吧。”他做出让步，学生们的叹息声又变成了欢呼声，“一切还要从我们对果蝇的异常表型进行编目说起。我们原本想借此找到与导致致命并发症的基因相关的例子，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并且意义重大。原来许多基因也存在于人类身上，而且可能导致各种疾病。”

　　“要知道，”他继续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为了找到导致果蝇出生缺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子集，我们筛选了数千个基因。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职业选择，尤其在那个年代。但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可以说是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吧。”

　　还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天体物理学家泰森教授，也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尼尔·德格拉西·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张扬的教学风格加上标志性的亲和力，使得他的课程很有感染力。他当时刚被任命为海登天文馆馆长，每周都会从纽约坐火车来普林斯顿上课。他一走进教室，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为了让自己达到最舒适的教学状态，他会进行颇具戏剧性的课前仪式：隆重地脱下外套，摘下领带和手表，把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桌子上，有时甚至把鞋也脱了。显然，在与我们分享自己对天体物理学的痴迷时，他不希望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最后一堂课尤其令人难忘。他把灯光调暗，投射出哈勃望远镜对遥远宇宙进行深场成像的著名照片，用激昂的声音为我们解说，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唤。

　　“请大家深呼吸，让这张图片荡涤你的心灵。”他措辞严谨，语调轻柔，“那些微小的光点不是恒星，甚至不是恒星系统。它们是整个星系，成千上万的星系，其规模之大，非我们渺小的大脑所能理解。但借助哈勃望远镜这样的工具，人类终于第一次瞥见了宇宙之宏大。我之所以在最后一堂课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铭记这种感受，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勇气，永远愿意追问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哈勃深场’的镜面曝光，让我们看到了答案有多么美妙。”

　　※

　　两个世界正在逐渐成形。一个是现实生活。在这里，我时刻牵挂着母亲的健康、我们家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以及我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尽管我越来越幸运）。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我只能用“智力天堂”来形容的地方。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的是萨贝拉先生和琼。高中毕业后，我开始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母亲坚持用“大胡子数学老师”这个亲切又正式的昵称来称呼萨贝拉先生）。在我认识的成年人中，只有萨贝拉先生和琼两个人真正经历过美国的大学生活。所以，在我最初笨头笨脑地适应大学生活时，他们成了我宝贵的知己。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而每次去他们家做客，我都感觉是从现实中得到了解脱——虽然我很喜欢自己的新生活，但也经常感到难以招架。萨贝拉家的孩子们长得很快，最大的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全家人似乎都喜欢拿我的粗心大意开玩笑，尤其喜欢调侃说就算天气再冷，我也不记得戴手套，还有就是我穿的袜子经常是不成对的。我们定期通电话，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做客，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是我在美国最早的榜样。他们为人谦和，关心社区，而且永远怀有善良之心。

　　虽然我努力游走于两个世界，但大一还没结束，它们就互相碰撞了。母亲的顽疾至今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多年来不断恶化，现在已经危及生命。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原来早在我出生时，父母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命运，但他们至今仍无法解决。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是时候让我了解真相了。

　　母亲十几岁时就患有风湿热，这个病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她的心脏瓣膜组织。由于风湿热长时间反复发作，母亲的心血管状况在她成年后不断恶化。医生甚至警告说，生孩子（也就是我）对她来说太危险了，从医学角度来说是不可取的。这个细节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心痛：她的叛逆精神已经带给我太多，现在竟然连我的生命都是她的叛逆所赐。她之前出现的是慢性病征，虽然很麻烦，但还可以正常生活，然而现在病情却急转直下，最终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如果不做手术，每一天都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真让人难过。”萨贝拉先生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脆弱。我很少听到他这样说话。

　　“我们该怎么办？医生说只有做手术，她才能保住性命。”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就连他也没有答案。

　　“……我真希望我知道，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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