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89)_李翊云

八九

　　1969年11月19日

　　伦敦。街上年轻的男男女女，头发太长，衣着太宽松，脸上的表情太茫然，使我觉得这座城市像个外国人。如果我更年轻些，我会争取看起来和他们一样——这种心情不正是四十年前我初到纽约时所有的吗？四十年让人往前挪了几步，到棋盘的另一个格子里。女孩走过，不匀出片晌的注意力看我，这个人属于过去。男孩不把我的存在视作威胁，这个人已成历史。

　　但请把我说成老派或保守。这些年轻人在他们的妄想中成长，被大麻搞得头脑空白，他们只是在盲目地踏上明日的战场。相反，我能从刚过去的岁月中获益。在那方面，我是百万富翁，他们，身无分文。

　　诚然，这同一代人也在家乡、我们的周围涌现。但赫蒂精于守住那条护城河，把我们与那一大群外甥外甥女及他们的朋友隔开。

　　我在夜间抵达。收到奥格登先生的一个女儿的电报后，我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去伦敦，我一边打电话给旅行社，一边告诉赫蒂，奥格登太太快死了。赫蒂当即上楼为我收拾行李，熨平的黑西装和黑领带，短袜卷成一团，像刚出生的小黑兔，拭泪的手绢，护嗓的围巾，应付心脏病的药，备用的老花镜，还有一支额外的水笔。

　　赫蒂的麻利令我肃然起敬。我之所以不离弃这段婚姻，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活在敬畏中。那本题为“西德尔·奥格登”的书即将完结，对赫蒂而言仅是一个事实。我在西德尔的书里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赫蒂没兴趣了解。也许当名叫“罗兰·布莱”的那本书完结时，她会同样轻易地接受那个事实，让目光停留在“故事终”一词上，但仅此而已。倘若我明天要死了，她也会像这样麻利地收拾好东西。说不定她甚至会在把我送往停尸房时，也多带一副老花镜、一支额外的水笔和几枚硬币。这个有福气的男人，他的妻子深知他习惯对他生活中的琐碎之物丢三落四。

　　但是，我将不久于人世吗？如果赫蒂这么问，我会安慰她：不，亲爱的，还不到让死亡使我们分离的时候。我毫不怀疑她完全有毅力和勇气继续活下去，但她活得比我长有何意义？守寡的赫蒂与为人妻的赫蒂没有区别。对她来说，天底下无新鲜事，所以也没有事变得陈旧过时。我没当过鳏夫。那种经历始终像一条无人游过的河，一瓶无人尝过的酒，一片未经勘探的地带，一个未曾相识的恋人。我倒想体验一下当鳏夫的感觉。亲爱的主啊，每对相爱、婚姻长久的夫妇，是不是都怀藏着这类不为人知、近似杀心的念头？

　　看来我将比西德尔活得长。那点不足为奇，除非我此刻猝死，或遭遇车祸。但有个人——谁？我相信不是西德尔——曾对我说，我不是那种会被车撞倒的人。为什么？那种悲剧只发生在那类不可或缺的人身上吗？

　　＊＊＊

　　罗兰不记得那句话是我对他讲的。但起码他记得我的话。

　　露西死后，吉尔伯特曾说，他不明白这样的悲剧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人太好吗？我问。他说，不，我们是普通人，应当让我们过普通人的生活，不受这苦。我暗自心想，谁能应允我们这个要求？身患癌症的人可能会想，不该是我得这种病。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一位家庭成员的人会想，这个世界不公平。娶了一个像莉利亚·利斯卡那样的女子的人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娶了一个像赫蒂·布莱那样的女子的人应该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

　　＊＊＊

　　1969年11月20日

　　我打电话到大学学院附属医院。听起来西德尔似乎无法在电话上讲话，但护士说，她会告诉她我到了。我也和奥格登先生的大女儿特莎·哈钦森通了电话。大概就在这一两日内，她说。我说我会暂时不订回程计划。她镇定自若的口气，一点不含好奇心，令我想起赫蒂。这世界如果没有像她们这样的女人该怎么办？

　　午饭后，我去探望西德尔，尽可能耐心地多陪她一会儿。那天下午没有一个不速之客。是她通知了人们，她想与我单独相处这段时光吗？

　　她看上去虚弱无力，但不似我想象的那般奄奄一息。她向我缓慢抬起一只手的动作——我照礼节握住那只手，亲了一下——令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刻，当时她懒洋洋地躺在她起居室的沙发上，伸出一只手，表示休战的意思。我那天想必心乱如麻。是在哈里·奥格登死前，还是死后？那一点不再要紧。这种情形发生过许多次，每次如出一辙：我想从她那儿得到些什么，她明确指出，我提那种要求是自讨没趣。如果我仍有时间写出那部以我的人生为题材的小说巨著，也许应该给它取名为“歪曲的心情”。

　　或叫，“被歪曲的心情”。

　　西德尔与生活之间的唯一区别：她总是勉力抚慰我。生活那混蛋，从不。

　　西德尔完全发不出声音。其他来探望的人，在她安静的反应下，是不是更无所顾忌地讲个没完，或他们在她无言的审视下坐立不安，得体地待足一刻钟后迅速离去？

　　连喃喃低语似乎也给她造成疼痛，但她依旧才思敏捷。她难以大声讲出的那些话，我能轻易明白。我们这对二重唱组合的编排变了，本质没变。

　　赫蒂呢？她低语。

　　不，她不在伦敦，我说。我一个人来的。

　　她微微摇头，可怜我。她的神情表达的是，那么，没有人在酒店守候。过去二十年中，每次西德尔与我见面，大多数时候在伦敦，也有在欧洲别的地方，但我总是以游客的身份而至，有尽职的妻子陪同。她们不见面。我甚至不告诉赫蒂我去探望西德尔。我不必那样做。在这个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宗教之间冲突不断的世界里——在一个无论什么都可能导致战争的世界里，我让两个出众的女人实现了休战。

　　在一位忠贞的妻子和一位让人毕生忠贞不渝的情人之间调停——这项工作需要更高的技巧，应当成为未来每个世界领袖、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的必修课。我的墓志铭或许应该是：一位人类心灵的使者安息于此。

　　你不能指望我这次带她来，我对西德尔说。

　　然而，她的眼中仍流露着怜悯，但现在更和蔼了些。那么等我死后，你只能独自回去——那是她要对我说的话。或是，真遗憾，你没考虑到回程会略有不同。葬礼后，谁陪你回家呢？

　　我不介意独自上路，我说。

　　勇敢，她低语。

　　指我吗？我倒宁可每次独自旅行，我说，可惜我没有选择。

　　她摇头，轻易看穿了我轻易讲出的大话。她灰蓝色的眼睛看上去更接近青春年少而不是濒临死亡。一辈子经历了几次巨大的丧亲之痛，人们会在她的葬礼上这么讲，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以下这个秘密。我们每个人在西德尔眼里都是傻子，她从傻子身上取乐，度过了愉快的一生。

　　再者，谁能做到不独自外出？我说，继续反驳，继续争辩。她总有办法让我变回二十岁时的自己。即便对我自己而言，孤身一人又算得了什么？我说，步步紧逼，仿佛她会给我答案。

　　她摇头，不理会我的打岔。准备好谈正事了吗？她低语。

　　有一刻，我把她看作是俄语小说里的那类人物，在临终时制订一份秘密的遗嘱，指名我为她的继承人。那样会使我得到我需要的东西，让我摆脱当前生活的一切束缚，获得自由之身吗？我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给我的一切。不过在她死后，有人可能会跳出来质疑我继承的遗产。也许是奥格登先生那边的亲戚。如果我们的社会地位显赫十倍，我们会酿出一场轰动的丑闻。但眼下的我们，一个差不多被遗忘的诗人和一个小地方的书商。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两人一直活在人生的顶峰。

　　她指着床头柜上的一本便笺簿。簿子上，用他人的笔迹写着一条指示。“我已经把你的信全部销毁。请销毁我的信。谢谢。”

　　正是那句非特指某个人的“谢谢”令我意识到，这条指示是给她所有朋友的。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是无法从那张字条的残酷中回过神来。她不留给我任何东西。她不付出，她取用。固然，我把我写给她的信用复写纸留了副本，因此可以说并无真正的损失。但在临终时做出那样冰冷的举动？

　　我不能留着那些信吗？我说。

　　有何意义？她用微笑表示。

　　意义在于，活着的人需要活下去，我说。活着的人需要抓住点东西。你不能随便把这些信一并带走。

　　如果我不服从她的意愿会怎样？她并不会知晓。我不可能是史上第一个违抗女人遗愿的男人。几个星期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对小情侣，两个看不到未来的失魂落魄的恋人，决定一起从摩天大楼的阳台上跳下去。他们都喝了很多酒，但当女的跨出阳台后，男的，突然之间，发觉自己再无一丝想死的念头。如果我是那个男的，从令人晕眩的高处向下望，感到的不是懊悔或悲痛，而是极其庆幸自己没有迈出那最后一步，那又怎样？我不能阻止西德尔死去，但我可以继续安稳地活在她与我本人共建的那个坚实的基础上，用我们之间的所有书信做保障。

　　还是想要有个干净的了断，她低语。

　　你不能指望我切下自己的一条胳膊，让你获得你想要的干净的了断，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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