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57)_李翊云

五七

　　匹兹堡，你们不会认为它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但浪漫的恋情随处发生。假如我早知道他们在匹兹堡成为恋人的话，我本可以带罗兰看看我们这儿的匹兹堡。我们可以在洛斯麦丹诺的庭院里吃午饭，坐在棕榈树下，像两个电影明星似的碰杯喝酒。我有姿色。他有风范。我们之间有故事。

　　洛斯麦丹诺——我不知道那地方是否还在。优美古老的场所。我的父亲曾与我们的邻居威廉森一家合作计划一门生意，把一家旅馆和一座牧场结合起来，吸引游客。生意经营得不大成功，但我委实在那期间认识了人。好吧，我说人，但我其实指的是，我在那时认识了罗兰。没错，他来我们的牧场住了两天。是的，当时我才十六岁，但对有些人而言，年龄无关紧要。看看西德尔，岁数大得足以当罗兰的母亲。但我从不评判她，所以请你们不要评判我。

　　在我的父亲和威廉森先生开张营业前，他们参观了几家酒店，带回免费的明信片。在他们去的所有酒店中，我最喜欢洛斯麦丹诺的外观。它在匹兹堡，我的父亲说。那座小城曾被称作太平洋沿岸的纽约。它和纽约一样繁华迷人吗？我们问。他说，当然不是。否则那个名字会沿用下来。

　　因为镇上有炼钢厂，所以他们把名字改成匹兹堡。他们想，如果这座城镇不能像纽约一样高贵，它至少可以像匹兹堡一样富有。好比一个家道中落的名门闺秀，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地位较低的男人。

　　我的立陶宛裔曾祖父在芝加哥的一家造船厂工作，但他也可能在匹兹堡的一家腌菜厂或炼钢厂工作。西德尔和罗兰遇见的那些工人，假如生得早一点，他们也许会加入1849年淘金客的行列。这些事对罗兰来说无关紧要。但在我阅读他的日记时，我喜欢寻根究底，回想最早的先人。他们中有的人缔造了加利福尼亚。有的人造就了我们。假如我那样思考人生的话，我不觉得它令人失望。我们都尽了各自的一份力，我们中没有谁是特别的。

　　罗兰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怪他。他活在他写下这些日记的岁月中。他没有可仰仗的东西。西德尔与我，我们有我们的经验。

　　＊＊＊

　　1929年9月7日

　　今晚西德尔问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想不想和她一起旅行。奥格登先生，她说，需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但她没说。是她支付我的旅费吗，还是他？我算什么，秘书、贴身男仆、在破损的轮胎等待修补时的备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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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七个月，西德尔与我游历了美国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我们从西南部越过边境，游历了墨西哥，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西德尔替身患肺结核、正在法国一所疗养院养病的哈里·奥格登采访行业工人和农民。

　　哈里并未将我们收集的资料著书出版。我们编纂整理的这些文件，存档在三处地方的图书馆：匹兹堡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州立大学费雷斯诺分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它们查找出来，但我不推荐这么做。从那些纸上读到的不过是一份活动时间表，以及依照这份时间表我们所走过的地方。真正的故事——现在只有我知晓。

　　我们于1930年4月回到纽约，1930年8月，西德尔乘船去英国。

　　日记读到这里出现一段空白，不是我的本意。西德尔在动身去英国前，要求我把记录我们西行和我们在纽约逗留的时光的日记销毁。当时，我没想过违背她的愿望。

　　我对那几个月始终记忆犹新。但我觉得我不可能重新写出那些日记。事后之见并不总带来益处。要能重读那部分日记，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罗兰·布莱，198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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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因为他写了太多他们浪漫之旅的事吗？我想知道，西德尔有没有亲自监督焚烧他日记的过程。我能想象他们坐在一起的画面，喝着酒，听着一点音乐，把日记一页一页地丢进壁炉里烧毁。她怎么说服他做这件事的？他得到了什么回报？这些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可怜的罗兰。他不是那种能轻易割舍自己东西的人。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你们真该看看她多年积攒下的明信片和书信。有些人靠他们积攒的东西过活。但他们忘了，积攒的东西有时会因洪水、地震或火灾而毁于一旦。（我母亲积攒的东西被我的父亲烧了。）

　　我的经验之谈：凡是可以销毁的东西均不值得保留。

　　（而且没错，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听一听实话，任何东西都可以销毁。）

　　我曾经对无法读到那一年他的人生经历而感气愤。但现在我想，那又如何？少一年没关系。每个人的人生犹如瑞士干酪。

　　（以下所述全是题外话，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新来的家伙克拉克似勾起我的兴趣，今天他坚持给我上了一堂有关瑞士干酪的课。他说，没有孔的瑞士干酪被称作瞎子，因为那些孔叫作眼睛。可盲人还是有眼睛的，我说。我们不要太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说。有许多贴切的比喻可以当作行为准则。于是我问，什么是比喻？他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说，我以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钱。他说，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莉利亚，钱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一个最佳比喻。我怕他会喋喋不休，于是我说，感谢赐教。我趁他还没继续开口前走了。）

　　＊＊＊

　　1930年11月19日

　　今天我二十岁了。

　　生日快乐，早晨当我准备和赫蒂一起吃早餐时她说。

　　我回来并非为了庆祝生日，但我不惊讶于赫蒂记得。今天是我回到埃尔姆塞宅的第三天，有点像小住的客人，有点像过去寄人篱下的我。到底我为什么在这儿？也许因为怀旧，或尽最后的努力，剖析一件从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明了的事。这个家没有迎接我的出生，也不会见证我的死亡。我是谁的孩子？一个人是不是需要先搞清那个问题，才不再是谁的孩子？

　　我的人生过去了四分之一，充斥着无知与不幸，我说。

　　下一个四分之一肯定会更好，赫蒂说。

　　她相信三寸之舌是对付命运不公的良药——假如赫蒂是奥维德，没有生物要变形。

　　我说，更好的未来之于我，听起来好像松露之于那些猪。它们搜寻仅是出于本能，它们的酬劳是什么？到底，我和野猪有何区别？

　　赫蒂面不改色，俨然一朵玻璃做的花。你有见过找松露的猪吗？她问。

　　没有，我说。

　　我也没见过，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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