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44)_李翊云

四四

　　▼二

　　亲爱的读者，为和这次纽约之行做对比，我强烈建议你们看一下1969年5月11日的那篇日记。当天，我陪两位来自莫斯科大剧院的苏联艺术家去探望森夫人，祝贺她的百岁寿辰。西德尔，森夫人最后一位在世的亲人，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前来，她安排我代她完成这项任务。在远离公众视线多年后中选，身后跟着一个摄制组——我可以这么说吗，比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首次远征纽约，那次是更风光的时刻？——罗兰·布莱，198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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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赏这两个女人。首先，她们寡言少语。

　　今天中午吃饭时，八楼的两个傻瓜插到我们桌上来，就节食的心理特征大发议论，唠叨个没完，他们共同提出六七套理论，我没继续数下去。学问多得足以要了任何妻子的命。不管怎样，他们一个劲儿地啰哩啰嗦，于是我切开一个小圆面包，给其中一半涂上黄油，另一半没涂。喂，我对他们说，请给这个面包做一番透彻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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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早饭后我去散步。街上的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水果小贩将他们木箱周围的空间划为自己的地盘，行人脚步匆匆、目标明确。但他们汗津津、疲惫的面孔让人觉得，不管他们做什么，或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切只是暂时的。他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我将来的命运会怎样？

　　纽约宛如一个芳华已逝的娼妇。没办法揭去这层衰老的、既油腻又肮脏的外壳，看到这座城市最初的原貌。有没有一座大都市可以保持处女之身？我还没去过巴黎，它始终令我心驰神往，但它具有的是一个不会变老的名妓的魅力。

　　由此我想到去年夏天去纽芬兰的露营之旅。威廉舅舅的一个朋友，正职工作是在人的牙齿上钻洞，业余爱好地质学，他叫我陪他去搜寻一个小湖。在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后，我们找到那个湖，与他先前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而推测出的位置相去甚远。他打算给它取名哈丽雅特湖，他说。为什么叫哈丽雅特湖，我一边问，一边心想，这个肯定是他妻子或情人的名字。他解释，他是按字母顺序，并告诉我，他给他上一个发现的湖取名格奥尔吉尼亚湖。

　　想来，三生有幸的话，也许可以发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这座城市的裂隙。克瑞西达裂缝。鲍西娅洞。

　　一个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到纽约，总是迟了一点。好比来见一个心上人，而她早就嫁于富豪，为他生儿育女，现在是继承了亡夫财产的遗孀。你甚至没机会在宴会上怯怯地朝那些家族成员走去，介绍自己是他们的一位乡下远亲。哪个看门人会让你跨过那道门槛？

　　后来。

　　难以想象克表亲和森夫人怎么在这栋房子里消磨时光。它不是一栋单调乏味的房子，里面摆满各种奇怪、没用的物品，一个铜佛像头在伞架后面做深思状，一块辨认不出刻了什么的牌匾正面朝上，放在窗台上。钢琴上方有一幅镶框的素描，画的是一个男人，秃头、表情忧郁。成叠的乐谱堆在琴凳上。一面日式屏风——厚重的金色背景上用令人不安的笔触绘以看上去更厚重的群山——将起居室一分为二，使那个房间给人感觉益发昏暗、拥挤。饭厅、走廊、楼梯平台和安顿我住的小客房——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东西都更适合陈列在博物馆或坟墓里。屋内一尘不染，但岁月留下抹不去的印痕。

　　想象和一个如赫蒂那样的妻子在这栋房子里变老。

　　或不管什么样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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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想象过这件事吗，罗兰？

　　赫蒂是给你结婚成家那口棺材所垫的品质绝佳的丝绸衬里。天天有人给里面的物品掸尘。这些物品无其他用途。花瓶里永远插着鲜花。那个家里还能塞得下什么？这些事我不必想也知道。想象这项活动最好留给你看不清的事。而我对你的婚姻看得一清二楚。

　　我无法看清的是，你怎么从旧金山的那个罗兰变成结婚的罗兰。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其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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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森博基夫人的故事，故事的梗概，部分是我从伊舅妈处听说的，剩余是我拼凑起来的。伊丽莎白·纽金特出生在爱尔兰，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和但凡有意思的人一样，她是孤儿——虽不是幼年失怙，但岁数仍小，必须由一位监护人负责照管，两人不合，她反抗监护人的那股劲头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需的热情相当。获得独立后，她前往欧洲大陆，在布拉格学了几年音乐。她在那里认识了米洛斯·森博基，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一位波兰的革命党人，不久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在被流放以前，他使他的女门徒相信，她对他的革命事业和他的个人幸福负有崇高的义务。当时已改名莱丝·森博基的伊丽莎白·纽金特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被流放。相反，她搬去莫斯科，先是当英语家庭教师，到头来开始出版用俄语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不过她的文学事业因收到米洛斯·森博基的死讯而中断。森博基夫人返回英国，继而回到爱尔兰，1912年，她从爱尔兰移民美国。她定居于纽约，在同一栋楼里住到一百零二岁过世为止。

　　据闻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将她的作品引荐给列宁。1917年后，托这两个男人的福，她的书被誉为逼真地刻画了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宣告了人类共产主义的未来，因此变得畅销，成为苏联学校教授的课文。——罗兰·布莱，1989年4月4日

　　1929年8月10日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亲去海滨度假了。伊舅妈已订好去芝加哥的行程。她说，既然她已见过克莉欧娜，知道一切安好，她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儿。

　　她怎么会有事？我问。

　　要知道，有的人一辈子注定只有一项作为。一旦他们在那方面失去前途，他们的人生将找不到方向。

　　她不像是没有方向的人，我说。（森夫人创作声乐套曲，但不是为了发表或拿来演出——我在与克表亲的一次交谈中获悉这件事。她们一起办了一个音乐社，教职业妇女和身无分文的少女。）

　　你不认识以前的她，伊舅妈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种只能有一项作为的人。假如写作这份职业没有让我名利双收会怎么样？可名利双收的可能性有多少呢？不可能的事照样发生——火车会脱轨，去牛津的前景会成泡影，但那些事不在一个人的掌控之内。形诸笔墨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绝不可抱着认输的心情去做。

　　克表亲对我疼爱有加。她在某个亲戚的婚礼上见过我父母一次。论岁数，他们不是现场最年轻的，她说，但他们看上去最青春洋溢。好像一对从波希米亚民歌里走出来的恋人，她说。

　　把他们想成两个从音乐盒里迸出来的跳舞的人……假如他们是那对童话般的恋人，他们会永远地跳下去，这个世界不会迎来罗兰·布莱的降生。

　　一个人可以幻想自己的父母是处子吗？这问题一旦提出，不能收回。我的父亲婚前肯定有过别的女人。想到这里，我心生焦虑，尤其因为我还看不到有何办法可以改变我身为处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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