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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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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艺术之桥① ﹛①此文于1927年8月14日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后来收入伍尔夫论文集《花岗岩与彩虹》。﹜ 大多数评论家对于当前不屑一顾,他们的目光坚定地盯着过去。毫无疑问,他们明智地对于当前人们正在创作的作品不加评论;他们把这项任务留给书评家们,而书评家这个名称,似乎就暗示着他们本身以及他们所观察的对象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物而已。然而,你有时不免自问:评论家的任务,是否必须永远是评价过去的作品?他们的目光是否应该永远盯着过去?他是否有时也能回过身来,像荒岛上的鲁滨孙那样,用手遮在眼睛上方瞻望未来,并且在迷雾之中勾勒出我们有朝一日也许可能达到的那片土地的模糊的轮廓? 当然,这些想法是否正确,是永远无法证明的;但是,处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时代,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诱惑,要使我们去沉溺于这些思索之中。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并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运动着;我们本身也在运动着。而告诉我们,或者至少猜测一下,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这难道不是评论家的职责吗?显然,这种探索必须严格地缩小它自己的范围;但是,在一个不长的篇幅内,也许可以拿一个令人不满而又纠结难解的实例来加以研究,在我们对此深入考察一番并且解决了这个难题之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推测我们前进的方向。 确实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阅读了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之后,不感到有某种令人不满而又纠结难解的东西,在阻挡着道路。作家们到处都在企图做到他们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硬要使他们所使用的形式来包涵一种对它来说是陌生的意蕴。可以提出许多原因,但是让我们在此仅仅选择其中之一,那就是诗歌已不能像它为我们的祖祖辈辈服务那样来为我们这一代服务。诗歌现在并不像它过去为他们服务那样自由地来为我们效劳。这条曾经运载过如许精力和天才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伟大渠道,它本身现在似乎变得狭窄了,或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当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上面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我们的时代是富于抒情诗的;在这方面,也许以往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为丰富。但是,那种抒发狂喜之情和吐露绝望之感的抒情的呼声,它是如此集中强烈、如此富于个人色彩、又如此带有局限性,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正在到来的下一代来说,已经是不够的了。人们的心里充满着可怕的、混杂的、难以控制的感情。地球的历史有三十亿年之久,人类的生命不过持续短暂的一瞬而已;尽管如此,人类的思维能力却是无限的;生活是无比美丽,却又令人厌恶;人的同胞们既值得爱慕,又叫人憎恨;对立着的科学和宗教把夹在它们之间的信仰给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联合的所有纽带似乎都已经断裂,然而,某种控制必定还是有的——现在作家们正是不得不在这种彷徨怀疑和内心冲突的气氛中创作,而一首抒情诗的精致结构,已不适于包涵这样的见解,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 但是,当我们自问:在过去,是什么东西被用来表达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充满着对比和冲突的观念;这种观念似乎要求一个人物和另一个人物互相冲突,同时又需要彼此之间构成一个总体的某种能力,需要某种概念来赋予这个总体以和谐与力量?我们必须回答:过去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它并非抒情诗的形式;它是戏剧的形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而这一种形式今天似乎已经死亡,完全没有复活再生的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诗剧的状况,我们一定深感怀疑,在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复苏。具有最高度天才和雄心壮志的作家们,过去一直在创作、现在仍旧在创作诗剧。自从屈莱顿逝世之后,似乎每一位大诗人都曾经在这个领域内一试身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丁尼生、斯文彭和勃朗宁(我们仅列举已故的诗人)都曾写过诗剧,但是谁也没有取得成功。在他们所写的全部诗剧中,也许只有斯文彭的《爱塔兰泰》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现在仍有人阅读,但是和这两位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它们显得比较冷落。其他诗剧则早已被束之高阁,它们像鸟儿一般把头埋在翅膀下面睡着了。没人想去惊扰这些酣睡者的好梦。 试图为这种失败找到一些解释,这仍然是很吸引人的,说不定它会照亮了我们正在考虑的未来方向。诗人不能再写好诗剧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个方向的某处。 有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叫做对于人生的看法。如果我们暂时从文学转向生活,在生活中,我们都认识一些与生活互相冲突的人们,从来不能如愿以偿的不幸的人们;他们受到了挫折,正在怨天尤人;他们站在一个不舒畅的角度,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歪歪斜斜的。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显得心满意足,似乎已经与现实失去了一切联系。他们把全部感情都浪费在小狗和瓷器古玩上面。除了他们自己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社会上势利的兴衰浮沉之外,他们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很难说究竟是为了什么确切的原因,是出于天性还是环境使然,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对于重要的事物充分发挥他们的感官本能。他们倒不一定幸福或者成功,但是,在他们的风度中有一种热情,在他们的行为中有一种兴趣。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生气勃勃。这也许有一部分是环境使然——他们诞生在适宜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中——但更大一部分是他们本身各种品质某种幸运的平衡之结果,因此,他们不是站在一个尴尬的角度,把一切都看成是歪歪斜斜的;他们也不是透过一层迷雾,把一切都看成是扭曲的;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方方正正、合乎比例的;他们抓住了一些坚实的东西;当他们采取行动之时,他们是确有成效的。 一位作家也同样有一种对于生活的看法,虽然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他们也会处于一个不舒畅的角度;作为作家,他们也会受到阻碍和挫折,得不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例如,对于乔治·吉辛的小说而言,情况就确实如此。于是,他们也会隐退到郊区去,把他们的兴趣浪费在叭儿狗和公爵夫人——那些浮华俏丽、多愁善感、谄上欺下的势利人物身上;我们有一些获得最高成就的小说家,就是如此。 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作家,似乎出于天性或环境使然,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自由地把他们的感官本能运用到重要的事物上去。这并不是说他们写文章才思敏捷、流畅自如,或者一举成名、有口皆碑。要分析在大部分伟大的文学时代中都存在着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品质,你可得煞费苦心。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似乎具有一种对于生活的看法,一种允许他们自由地活动其肢体的地位,一种虽然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构成却能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恰当的观点。 当然,这有一部分是环境造成的结果。当时公众的兴趣不在于书本而在于戏剧,城市还比较小,人们之间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甚至有教养的人士也处于一种愚昧状态,这一切使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想象力中很自然地充满了狮子和独角兽,公爵和公爵夫人,暴力和神秘。还有某种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加以阐明然而却能够肯定地感觉到的东西,也来加强了这种趋势。他们有一种对于生活的看法,它使他们能够自由而充分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受到束缚和挫折的头脑的产物;它们是容纳他的思想的伸缩自如的封套。他通行无阻地从哲学转向醉汉的喧闹,从情歌转向一场争论,从淳朴的欢乐转向深刻的沉思。所有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全都如此:虽然他们可能——而且的确——使我们厌倦,但是他们从来不会使我们觉得他们心怀恐惧,或者忸怩不安,或者感觉到有任何东西在妨害、阻碍、压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充分流露。 然而,当我们打开一部现代诗剧——这也同样适用于大多数现代诗歌——之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位作者并非毫无拘束、畅所欲言。他心怀恐惧,他受到强迫,他忸怩不安。我们可能会惊叹;而且还有多么好的理由作为借口!因为,在我们中间,有谁和一位披了长袍、叫做辛诺克雷兹①的男人,或者和一位裹了毯子、叫做尤杜莎②的女人在一起,仍然能够觉得舒畅自如的呢?然而,为了某种理由,现代诗剧总是和辛诺克雷兹而不是和鲁滨孙先生有关;它描写的是帖撒利③而不是查玲十字架路④。 ﹛①辛诺克雷兹(前396—前314),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 ﹛②尤杜莎(前406—前355),希腊天文家、数学家,柏拉图的弟子。作者在原文中把这两个姓名变成复数,用来泛指一般古希腊人。﹜ ﹛③帖撒利,希腊地名。﹜ ﹛④查玲十字架路是伦敦一个地区的名称,英王爱德华一世曾在此建立一个大十字架以纪念他的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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